官员财产应当公开,也可以公开,已经基本成为社会共识。在舆论的推动下,一些官员如广州、佛山、深圳等市市长相继表达了“如有要求,愿意公开财产”的意愿,韶关市始兴县更是先行一步,预计春节后当地526名副科及以上级别干部的家庭财产相关资料将在内网公示。
深化改革需要实干,在没有现成路径可循的情况下,一些地方能“摸着石头过河”也有示范效应。但是也应当看到,始兴县在官员财产公示上迈出的步子并不大。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早在1995年就实行了,而始兴县的“官员财产公开”很像该规定在地方的加强版,只不过把申报范围由处级扩展到副科级。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申报只是起步,关键还在于公开。近几年,新疆阿尔泰地区、浙江慈溪、湖南浏阳等地都做过官员财产公开的尝试,阿尔泰在官方廉政网公开,慈溪在单位公告栏公开,浏阳则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公开。相比于始兴县的“内网公示”,这些地方的公开反而更透明。“内网公示”更像一层毛玻璃,把翘首以待的公众阻挡在了外面。
虽然韶关市官员也表示,当地会“在省纪委和省监察厅的指导下适当地向社会进行公开”,但由此也可以看到,在官员财产公示方面,一些地方确实很忌讳公众的一览无余。不愿公开或者“适当公开”的背后,并非都是对腐败行为的纵容和包庇,有时关门反腐的力度也可能更大。既要官员申报财产,又不想让公众知晓,很形象地表现出了“权力本位”的微妙心态。
“权力本位”就是以权力为中心,希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不只是在官员财产申报上如此,即便是反腐也希望仅仅通过权力系统内部的监督予以解决。面对“权力本位”主导的反腐,民众往往只能看到结果,很难看清原由和过程。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视频曝光之后,公众一直都很关心还有哪些官员存在类似问题,但所看到的也只是10名官员、国企高管突然被免职,至于这些腐败如何发生以及产生了多大的危害,仍然不得而知,社会监督更难以展开。事实证明,社会监督对反腐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雷政富的倒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网民反腐的一次胜利。社会监督的“全民动员”,给权力部门的反腐提供了巨大的资源,也有利于消除权力运行在封闭状态下的种种弊端。
各地对腐败行为的严查,已经表明反腐的决心,但仅有决心还不够,还应创造更多的条件,增加透明度,让社会监督得到制度保障。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群众更重视自己的知情权,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群众也能更直接地感受到腐败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无论权力部门是否愿意,社会监督都是存在的,而且难以阻挡。要想在类似官员财产公开这样的瓶颈问题上实现突破,应该借助社会监督的力量,与权力内部的监督力量相呼应。希望始兴县的“内网公开”只是一个起点,在此基础上尽快实现面向社会的全公开。影影绰绰的公开只会引起公众的好奇和猜疑,何不敞开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