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有钱部门的人员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也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它便会不可遏制地自我牟利，从“有权”走向“有钱”。
6月1日，昆明市长张祖林在调研保障性住房会议上表示，有权有钱部门的人员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多余的房子都不愿低价出租，没房子的人只能高价租住。他还称，有些部门房子多得住不完，弱势群体没房住，政府不盖公租房，中低收入者就住不起房子。(6月3日《云南信息报》)“有权有钱部门人员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张祖林或许说了一句大实话。其实，即使没有昆明市长的曝光揭露，“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仅在昆明“很普遍”，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也不鲜见。
这种“很普遍”，虽然一直缺乏官方正式的调查统计数据支持，但仍然不难从许多渠道得到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证明。比如，可以从官员财产申报中“窥见一斑”。如浙江慈溪官员财产公示显示，“大多数官员都有两套房两辆车”；2009年上海曾对两千多名市管干部进行了一次房产专项申报，尽管申报数据并未公布，但相关官员透露，“主动上报家庭房产十几套的大有人在”。
再如，通过大量已曝光腐败官员的腐败事实，也不难得到“有四五套房很普遍”的直观证据。如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人称“许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名下有25套房；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有16套房；上海原房管局副局长陶校兴有30套房；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名下房产36套……“有权有钱部门人员有四五套房子”何以会“很普遍”？一者，在于住房分配改革以来，个别地方的公务员系统内变相福利分房一直没有停止过，许多地方甚至打着保障房名义兴建这种住房，正如房产大佬任志强所说，“部分经济适用房供给了公务员”。二者，在于长期以来，我国的房地产领域存在权力深度介入、权力寻租现象。对此，建设部原部长汪光焘也曾直言不讳，“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问题相当严重”。
“有权有钱部门”或者凭借与开发商的密切关系，“近水楼台”得到购房先机；或者干脆利用“有权有钱”、掌握各种审批大权的身份地位，直接向开发商索取住房贿赂。诚如有开发商吐露苦衷，“没有一个房地产项目是不需要‘行贿’的”，“折扣卖房正是其中重要而隐秘的利益输送方式”。
因此，“有权有钱部门人员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不仅暴露了住房分配不公的真相，也暴露了收入分配不公的真相——— 时下，贫富差距拉大，而住房正是拉大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日前，有调查报告显示，包括住房在内的中国城市家庭资产平均达到247万元，这样的“平均资产”究竟包含了怎样的不均，“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无疑是一个生动的注脚。
既然早在1998年，住房分配改革就规定不再有住房补贴政策，可为何公务员还能变相得到福利房？那些有四五套房子的权钱部门人员，买房的钱从何而来？为何这么多年，一直被视为“很普遍”而没有相关部门介入调查？“有权有钱部门人员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也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它便会不可遏制地自我牟利，从“有权”走向“有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