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表示，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惩治、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新京报》4月10日）
“弄虚作假”之于“统计”，事实上是一种“谋杀害命”，将反映客观真实的“统计”，蜕变为一种可任意编造的“算计”，其谋害可能远不止于统计本身，各种依赖统计的政府决策、政策的真实可靠性同样难以置身事外。
尽管“最大腐败”的性质和后果如此严重恶劣，却并不妨碍其广泛存在。诚如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指出的，“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随意修改统计数据、作假现象严重”。如GDP统计，长期以来，它的层层注水情形，便一直十分明显。2011年全国31个省区市GDP总和为51.8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数据多出4.6万亿元。而失业率、人均工资、房价等重要统计，也几乎都不同程度存在作假的情况。
“统计弄虚作假”何以如此普遍？针对统计作假的惩治力度不够大、违法成本不够高，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据调查，统计法实施25年，处罚官员的最高级别是县级，县级以上的官员没有人受到过处罚”，并且，这些囿于低级官员的处罚，一般又都是行政违纪层面的处罚，远远没有上升到法律刑罚的高度。一面是“最大的腐败”，一面又是轻描淡写的处罚，权责显然极不相称。
体制的缺陷，也导致了“统计弄虚作假”。一方面，是缺乏独立性和超脱性、严重依附于政府行政系统的统计管理体制。现行各级统计部门实际上均是同级政府的一个工作机构，无论是统计人员还是经费，均由同级政府掌控。在这种管理体制背景下，面对渴求政绩数据的地方政府，统计部门显然不可能有什么“只对真实”负责的独立性和超脱性，结果必然是，“官出数字”而非“统计出数字”。
另一方面，是过度依赖简单统计数字的官员政绩考核评价体制。受制于这种简单、机械的“数字出官”的官员考核评价体制，再加上没有独立性的统计管理体制，在追求更“漂亮”政绩单的强烈冲动下，“统计弄虚作假”显然就具有了十分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根治“统计弄虚作假”，一方面，要强化对“弄虚作假”等统计腐败的处罚、惩治力度，不仅要追究其行政方面的违规责任，更要穷究在刑法层面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必须尽快改进和完善极易导致“统计弄虚作假”的“官出数字”的管理体制和考核体制。如为了增加独立性，对统计部门实行垂直管理或干脆将其从行政系统中剥离出来，直接对人大负责；大力培育民间化、社会化的第三方统计；增进官员考核评价体制的科学性、民主性，变单一的“数字考核”为更具科学民主含量的“民意考核”、“选票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