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提出，“研究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官员的“私事”从“报告”到“公开”，这是强化领导干部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一项利官利民的重大决策。此事被社会学家称之为“根本性的突破”。
官员既名为“公仆”，顾名思义，就理应将本人的收入情况，将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从业、房产情况及投资、出国(境)定居等情况，报告“主人”知晓。官员公开“私事”，此事说了多年，现在终于开始破题，可谓是势之所然，这将对我国的反腐事业产生深刻而积极的影响。
早日把领导干部的“私事”放在阳光之下，可以防止一大批干部的堕落，这对官员是一种保护。比如，广东有一个名叫劳德容的贪官犯事后叹息：“当初我的行为，如果有一两件被媒体点一点，也许我都会收手了。现在才觉得，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曝光，其实真是对干部的一种爱护和挽救。”湖南另有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贪官徐国安说：“反贪的报纸、文件、电视，我都看过，只差没有到监狱看看。要是看过，我连一分钱也不敢贪。”人们的得益，常常是反面的比正面的多。贪官的叹息也从反面论证了对领导干部“私事”公开之必要。
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从“报告”到“公开”，意义重大，但实施起来，阻力不小。公开领导干部的“私事”，几年来，在有的地方先后作过一些探索，像把官员的公示表贴在单位政务公开栏上，接受职工监督的；再像将干部的工资收入、大宗财产等，通过媒体大范围公示的。但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廉情公示犹如小石入水，未激起多大涟漪，群众对公示的内容几乎没有异议。这是不正常的。要么所作的廉情公示只是例行公事、走过场而已，要么公示的做法和方式不够科学。温总理说“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值得认真研究，在什么范围公开、如何确保公开，如何确定公开程序，都并非易事；公开范围过大，或者范围过小，往往都不能取得如期的效果。因此，要落实温总理的意见，还要做许多艰苦而细致的工作。
官员“私事”，如何公开?如果一个官员资产至少有200万，他只报50万，怎么办?一些较为敏感的收入内容他不愿填写，怎么办?“私事”公开以后，如有群众举报，当如何处置?这些问题，都要有周密的对策。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当前公开官员“私事”，不妨从完善财产申报制和公示制入手。“公示”也是申报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申报以后，应有准确的核查。对群众举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及时核实，依法处理，结果要反馈或向社会公布。这样做了，方能取信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