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下午，长沙市民尹默三驾车去和朋友聚会，中途搭载了两名男子。行驶途中乘客突然表示他们是运管执法人员，将车辆扣押后对尹默三处以3万元罚款。尹默三解释称，自己是学雷锋做好事，没想过要真正收钱，不承认非法营运。（3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尹默三到底是否涉嫌“非法营运”，仅凭媒体的报道还不能作出准确判断，孰是孰非，希望走司法程序能够还他一个清白。不过，虽然运管部门一直在强调是“便衣取证、亮证执法”，这种隐瞒真实身份的执法形式显然就是在进行“钓鱼执法”。
一个比事实真相更重要的问题是，即便是针对“非法营运”，“钓鱼执法”就是正当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严禁行政机关采取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方式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并对其实施行政处罚”。“钓鱼执法”的问题恰恰在于它的“利诱”和“欺诈”。
从社会效果的角度来看，一种执法手段能否使用，不仅要看打击效果，更要看有没有“副作用”。如果消极作用过大，即便打击效果再好，也不能轻易使用。“黑车”的存在给很多人带来了伤害，甚至有时候还会威胁到乘客的生命安全，但是打击“黑车”不能“捎带”打击好心司机的善意。“钓鱼执法”在严厉打击“黑车”的同时，会让好心司机害怕被冤枉、交罚款从而拒绝搭车者，导致很多人在遇到急事、难事的时候无法获得必要的救助。例如，有人生病却一时打不到车，有产妇要生了却还没走到医院，此时谁敢拉他们？
长沙市运管局搞这项活动的时机也颇耐人寻味，当前正值当地“学雷锋月”活动期间，由于政府的提倡、媒体的宣传，公众学雷锋做好事的意愿比平时更强烈，装扮成普通人的“钓鱼执法”者也就更容易钓到“鱼”，这时会对公众的善意产生更大的冲击与破坏——对善意的利用程度越大，善意被伤害的程度也就越大。
孩子是主要的，洗澡水是次要的，不能为了泼洗澡水，将孩子也一起泼掉。使用负面效果大于正面效果的执法手段，只能说明执法者的无能，如果有故意的成分在内，就是十足的“恶”。此种方式及其背后支持它的观念，都必须予以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