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上，当了10年院长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委员说，目前大医院不存在想靠设备赚钱的问题，买外国高档设备，是为了提高医疗水平，所收检查费是“奥迪车按照奥拓车的价格去收出租费”。就银行利润畸高的报道，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委员认为，“商业银行就一个责任：是不是把经济搞活了，国家还有股东的投资是不是增值了。银行的利润给了政府，财政就有钱做事了。”针对公众抱怨奢侈品税率高，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孙毅彪代表直言，奢侈品的品牌商有意给国内消费者一个全球最高的定价，而关税只占到奢侈品售价的3%~4%，“就算把税率降到0，奢侈品的价格还会那么高！”
听起来，这些主张与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不尽一致。这些业内人士认为外界对本行业、本地区的事情有误解，或事情比公众认为的要复杂，多有“被冤枉”的委屈。
那么，这些与多数人“拧着”的、“较劲”的主张有没有道理？有没有价值呢？
通常我们认为，大处方、高额检查费用是导致看病贵的原因之一，其中有多少制度因素？有多少与医德有关？医改如何在减轻患者负担的同时，充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赵平委员提出，降低检查费用，关键在于加快国产医疗设备的研发，别让外国人总赚我们的钱。这至少让我们看到，降低检查费用，远不止需要医院一方的努力。
再比如，说到减税，大家一致叫好，大方向没错，只是，怎么个减法更科学，也许并不是很多人想像的那么简单。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委员认为，大家都在讨论个税起征点是8000元、5000元，这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他认为，个税起征点应与CPI挂钩，动态调整——这样的主张是不是有合理的地方呢？
应该说，不同声音的出现，至少能让我们在脑子里多打几个问号，更深入地追问问题的实质，避免一叶障目的偏见。因此，不同声音的价值不可低估。而已有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在尊重多数人意见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小心被“民意的喧嚣”所裹挟的危险。
改革进入“深水区”，直面一个接一个难关和挑战，我们需要倾听更多的声音，需要从不同层面、不同立场的见解与主张中，汲取更多智慧。（刘文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