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杠杆和支点，我要用它撬动地球。两千年前，阿基米德躺在浴缸里豪迈地说。
当通胀压力持续存在，提振经济乏力之时，减税，利用税收杠杆振兴经济实乃众望所归。尽管民间与官方不同立场之间关于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争论，仍未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但从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来看，结构性减税已经成为税制改革的共识，减税规模也将有所扩大。
谈减税，当然离不开征税这一前提。抛开专家们关于宏观税负究竟是高是低的理论之争，以纳税人的实际观感，所谓税负痛苦，不管你承认或是不承认，它都摆在那里。此种认知，携纳税人日渐觉醒的权利意识而来，且经媒体发酵，成为公众所知悉的常识。包括个税起征点上调等诸多减税政策之基，恰恰建立于此。
一个纳税人终其一生要缴多少税？这笔账事实上很难算得清。个税起征点上调后，据统计，原8400万须缴纳此税种的工薪族人数锐减至2400万。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减掉的6000万人以及非工薪族们就与缴税无关了。除去此税，公民须直接或间接缴纳的，还有这样那样的消费税、增值税等众多隐形税种。如果不是今年2月，山东一位政协委员的提案，许多人可能不会知道，卖一个1.2元的馒头里就要缴纳2毛多的税钱，还不包括管理费、卫生费、城市建设费等各种杂费；如果不是爆出深圳居民跑到香港买洗发水打酱油，人们也不知道，原来内地许多日用品价格比香港甚至比美国还高。“悄悄的收税，打枪的不要”，“馒头税”也好，消费税也罢，这些隐匿经年的价内税，一直就在不声不响地掏着民众的腰包。直到今天国人才普遍知晓，税收原来真的不可避免。
以税收原理而言，只要发生经济行为，政府就能征税，无论是收入、消费还是投资，都是课税点。就如著名经济学家马斯格在制定税制原则时说的，政府要征税，可以在资金的流动中，即流转税；或者在流入口，即所得税；或者在流出口，即支出税；甚至，静止的资本也可以收税，即财产税。所以，当南京起先决定对婚前房产加名要征收３％契税的时候，本来是不奇怪的；给单位职工发了一盒月饼，居然还有月饼税，也是不奇怪的……可奇怪的是，何以公众此前竟毫不知情？政府征税热情何以如此高涨，而全然无视民众的心有不甘？
公民依法纳税原本天经地义，因为我们要养活政府，并寄望由它来供给非私人能提供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然而只要发生涉税事件，如几经反复的车船税、个税等等，征税行为无不激起相当的民意反弹。人们在意的，实则并非税收本身，而是纳税的比例缺乏坚实的民意基础，税收的去向在很大程度上还不为公众所知悉。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创新高，今年更是首破10万亿，举国民众所创造的巨额财富，仅在一个“三公消费”里就靡耗了多少？北欧国家的高税收伴之以高福利，我们包括公共福利在内的社会保障程度又达到几何？各级政府每至年底便变着法儿地“突击花钱”，“国考”年年大热，趋之者如过江鲫，这些刺人眼目的新闻，无法不令人愁郁胸中。
当作为纳税人的个体阵痛的时候，不少中小（微）企业也在感受“灭顶之灾”。年关将近，浙江、广东、福建等向以民营经济发达著称的省份，一些企业主却扔下厂房设施，以及等着拿薪水回去过年的工人悄悄“跑路”，更有甚者，悬梁跳楼。内里固然有银根收紧而致资金链断裂的政策诱因，利润微薄、不堪税负之重，也是隐匿于“最后一根稻草”下的罪魁。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曾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在当下的中国，90%以上的税收收入，来自于企业法人的缴纳，而中小（微）企业占去了企业总数的99%，是他们贡献了中国60%的GDP和50%的税收。然而也正是他们，处于难承税负重压的困窘境地，《中国经济周刊》在浙江温州对从事制造业的小企业主进行过一个调查，发现一个年产值在5000万的工厂，如果完全缴纳各种税费，那么它的净利润不会超过2%，即大约只有100万元，连设备维护的费用都不够。也因此，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才断言，“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逃税化生存，成了中小企业家家必备的秘笈。
我们说，不论是为降低所谓公众的税负痛苦指数，还是挽中小（微）企业于将倾，乃至拉动内需提振经济，为“三驾马车”中的消费短板助力，减税都是必不可少的径路。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来的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上，减税一直是主基调，今年围绕于此而出台的善政亦多，除个税改革这一万众瞩目的惠民之策以外，还有针对中小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调高”等等。但同样或者说更为明显的是，与“国富”迅猛的增幅相比，减税让利的力度尚远远不够，结构性减税的步伐还须迈得更大。与此同时，把过于庞大的行政支出压下来，少“开源”多“节流”并完善信息公开，把公共保障推上去，以实现藏富于民，真正还民众以“纳税光荣”的信心，也是不可或缺不容稍缓的另一极。这一进程迄今虽一直在延续中，但我们仍希望，它的胆略可以更大，它的局域可以更广，它的视野也可以更辽阔。因为民心所系，当为善政之源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