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民众围观“三公”经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那么人大审议、质询政府预决算就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如果说前者是零散的“软约束”，那么后者就是系统性的“硬约束”。世界各国的成熟经验表明，监督政府花钱，代议机关责无旁贷。
昨日本版刊登知名时评作者张贵峰撰写的《定期公布“三公”经费乃权力法治之义》一文，指出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公布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公布“三公”经费，这是权力法治的题中之义。在此笔者想强调的是：定期公布“三公”经费当然值得期许，但是如何管好“三公”经费颇值得深层次探究。
从年初中央政府首次公开“三公”经费总额，到中央部委公布“三公”经费预决算，再到地方政府陆续晒“三公”账本，直至“三公”经费公开将制度化、法制化，“三公”经费公开成为贯穿2011年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公开“三公”经费的作用不可小觑，但也不可盲目高估。纵观今年以来“三公”经费公开历程，民众一开始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认为有了公开便可以监督、有了监督便可以制约，但实际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三公”经费倒是公开了，只是一个个抽象的数字让民众一头雾水，看不出所以然，很难予以监督，更谈不上制约。究其原因，“三公”经费公开过于粗略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公众无从判断数字的真实性且无途径核实。况且各部门公布的均是“三公”经费的财政拨款情况——— 财政部门拨了多少钱、本部门用了多少钱，但是众所周知，有些部门还有收费来源和“小金库”，完全可以用作“三公”经费，公开的数字与“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有多大差距，民众更是无从知晓和监督。
从这个角度看，公开离监督还很远，离约束政府花钱的目标更远，即使是更为详细和真实的公开，也只是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有了知情权不等于有了监督权，更不等于有了制约权，我们不能指望民众监督来管好“三公”经费。
怎么办？唯有强化人大监督。如果说民众围观“三公”经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那么人大审议、质询政府预决算就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如果说前者是零散的“软约束”，那么后者就是系统性的“硬约束”。世界各国的成熟经验表明，约束政府乱花钱，代议机关责无旁贷，应以代议机关约束为主、民间舆论约束为辅，这不仅因为财政监督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政府与民众之间难免存在信息不对称，更是因为民间舆论只能事后监督，而代议机关可通过预决算审议将约束关口前移，更有效地防止政府乱花钱。
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靠民众监督就能管好政府的钱袋子。当我们倾力推动“三公”经费公开时，不要忘了各级人大才是代表民众监督、约束政府乱花钱的中坚力量，人大在审议政府预决算时严格把关才是约束政府花钱的核心途径。各级人代会应将审议政府预决算作为最重要的议题，不能因为预决算难懂就不去审议，更不能稀里糊涂地让其通过。财政部门在编制预算时也要精打细算，完善相关责任追究机制并真正发挥作用。如果“硬约束”不过硬，只靠民众围观的“软约束”，是不足以打造廉洁高效政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