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费孝通教授在20年前跟我讲，任何一个制度背后都有一套价值体系，要了解这套制度，一定要理解价值体系。在他去世之后我查了一下费老的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实际是从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那里过来的。是罗伯特·派克（1932年）到燕京大学讲学时提出来的：任何制度形成都是有价值基础的，任何制度形成时无不带着价值色彩。这个带有价值色彩的东西在维系着制度的运行，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这点。
当前我们要加强社会管理，一定要研究其价值体系背后的价值基础，才能让“北京精神”更好地成为北京市创新管理的价值基础。我们知道，社会管理就是要规范社会行为——一是通过法律法规；二是通过行为规范。行为规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厚德，它奠定了非正式行为规范的基础——诚信、责任、勇敢、正义等美德寓于人们心里、体现在行为之中，是政策得以施行、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基础。
加强社会管理要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这些都需要我们从过去单一的政府管理转向以政府主导的、社会参与、企业参与的社会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创新，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应对社会问题。比如，北京有20%的人都参与了北京志愿服务，参与率是20%，2008年的奥运会中北京有170万人参加了场馆志愿者、城市志愿者和各种志愿者活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志愿服务推向更高的水平，把志愿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对加强社会管理都具有重要意义。2004年我在韩国遇到了美国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我问他为什么承担起组织美国志愿服务的活动，他说他6岁时肯尼迪遇刺，他的妈妈跟他说，肯尼迪告诉人们一个至理名言：就是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一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正是这句话激励着很多美国人去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志愿服务，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肯尼迪组织了美国的和平队，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志愿组织。所以，我们今天在弘扬“北京精神”的时候，要把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到“北京精神”中，使志愿者去思考应该为国家做什么。
加强社会管理的创新，创新居民的社会生活，才能夯实社会管理基础。社会管理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经济建设要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问题；社会管理、社会建设要改善人民的社会生活——在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区、个人与社会的公共交往活动中，以物质生活为基础，以社会交往为核心，以精神满足为基础。所以，我们的社会管理一定不能离开这样的前提来考虑。包括我们的文化建设，怎么让文化更加贴近老百姓生活，更加贴近人们的行为方式，这是当前把文化作为热点问题讨论时一定要考虑的。
复旦大学有一位很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在世时讲到：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我们什么时候把文化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真正跟人民的生活接近了，真正让老百姓认为它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才能够成为社会上的共识，成为人们内心的价值。社会管理也是这样，只有当社会管理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时，才会为老百姓所关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十几亿人动员起来，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我们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如何让社会体制、让文化体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关键取决于政策、规划能不能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一定要避免在文化建设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避免在社会管理中见组织不见人的政策，所以当前要创新社会管理，一定是让我们的社会管理贴近人民的生活，贴近人民日常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这是社会管理一定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丁元竹 本文节选自作者在“2011首都论坛”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