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实施，被普遍视为防止暴力拆迁的制度进步。然而，新拆迁条例实施了近一年，并未能从根本上遏止暴力强拆事件的发生。（11月8日 《经济参考报》）
今年9月，监察部、国土资源部等四部门对今年上半年发生的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调查处理。此次处理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充分显示出党和政府制止违法征地拆迁的决心和态度，但也从侧面折射出一些地方和部门顶风违纪，置国家法令于不顾，公然与国家大政方针“叫板”。
这11起案件均发生在新拆迁条例实施后，其中6起属违法违规强拆致人伤亡。这样的成绩单，显然无法让公众对新拆迁条例的实施效果感到满意。曾记得出台伊始，条例兼顾多方利益、补偿公平公正的诸多亮点深受好评，其中取消行政强拆更是赢得掌声一片。如今，却不得不面对拆迁血案频频发生，违法强拆呈增加趋势的尴尬。为什么我们有了规范地方政府权力，利用司法途径阻断强拆的法律依据，却依然挡不住暴力强拆的步伐？
首先，土地财政未破，利益驱动犹在。发生强拆事件，是典型的由地方“土地财政”带来的后果。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更是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于是，一些地方政府把土地作为敛财筹码，与开发商共同上演强拆闹剧。事实上，新拆迁条例只是对拆迁的程序和形式加以规范，并未涉及土地财政这一根源，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在利益驱动下，政府是征收唯一主体的制度设计，非但没有实现去除拆迁商业化、保障被拆迁人利益的初衷，反而让地方政府堂而皇之地从拆迁的幕后走到了前台，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也就打开了暴力强拆的“潘多拉魔盒”。
其次，司法缺乏作为，权利救济不畅。新拆迁条例中，司法强拆代替行政强拆曾被寄予厚望。然而，在现实操作中，由于受到地方行政和其他外力干预，司法强拆未能为被征收人权益提供有效保障，相反，由于拆迁案件多数涉及群体，再加上被告往往又是政府部门，由于地方政府和其他外力的干预，法院立案艰难，大有沦为地方政府附庸之嫌。今年6月，安徽芜湖县皖南装饰城业主因拆迁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先是迟迟不予立案，而后开庭一个多月未下判决。与业主们的苦苦等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关政府部门向法院递交的强拆申请，法院第二天就下发裁定，要求被拆迁人腾空房屋，交予县土地储备中心拆除。
“条例制定得再好，政府不但不遵守，而且带头违法，那法律有什么用？新条例制定得不错了，很多问题就是在落实、执行中出现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符启林一语中的。诚如斯言，徒法不足以自行，如何加大违法拆迁的追究力度，树立地方政府对法律的敬畏，是确保新拆迁条例给力的关键所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新拆迁条例不能是“单兵突进”，财税制度改革、领导干部考核、司法审判独立等配套制度还得大步跟上，才能共同构筑起和谐拆迁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