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电杰今年40岁，在过去的10年里，将近9年的时间他是在看守所里度过的。这9年中，河南省高院四次发回重审，但河南省濮阳市中院四次对胡电杰作出死缓判决，直到今年1月濮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撤诉，这场上诉与发回重审之间的轮回才画上了休止符。这个河南人一直说自己“确确实实是冤枉的”，可公安、检察院、法院这些法律上“说了算”的地方，至今没有一个明确表态认同他的说法。（《中国青年报》11月7日）
如果不是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主动提出撤诉，恐怕这场司法拉剧战至今仍然不会结束。
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确定了“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原则，遗憾的是，法律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实践中，司法机关将“疑罪从无”演变成为“疑罪从轻”的原则，例如，在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等案件中，对于明显疑点重重的案件，司法机关并没有宣告被告人无罪，而是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处”，判处杜培武死缓，判处佘祥林15年。当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等案件被揭露出来后，有关司法机关又改变了策略，将“疑罪从无”变成“疑罪从发（发回重审）”“疑罪从挂”。在胡电杰案是如此，在河北清河闫福峰案同样如此，在那个案件中，河北高院三次发回重审。
《刑事诉讼法》规定，“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按理说，河南高院在胡电杰案中可以自己查清事实，当然也可以发回重审，但是，当一次次发回重审，濮阳中院仍然是几乎原封不动地将案件送上来时，河南高院就绝无再发回重审的理由。事实上，早在2003年，最高法院就下发通知，称“第二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对于原判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只能裁定撤销原判一次，严格禁止多次发回重审”。
而上级法院之所以一次次将案件发回重审，将皮球踢回给下级法院，很难说不是在推卸责任。因为，上级法院之所以不维持下级法院疑点重重的判决，可避免犯下类似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的错误，承担错案责任；另外，上级法院不愿直接作出无罪判决，很可能是担心无罪判决下达后，引起被害人的不满，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因而，“发回重审”，将皮球踢回给下级，成了上级法院的“明智选择”。
然而，如此周而复始的“发回重审”，却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背叛。“无罪推定”原则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然而，上级法院以“发回重审”却轻轻地将这一原则给抛到九霄云外了。上级法院一次次地发回重审，无非是想通过发回重审，让侦查机关掘地三尺也要找出有罪证据，然而，案件的审理又回到了“原点”。同时，屡屡“发回重审”也让上级法院纠正下级法院错案、监督下级法院公正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功能丧失殆尽，更是对当事人权益的粗暴侵犯。
如今，胡电杰终于在“发回重审”的怪圈中解脱出来，但是，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机关给他一个说法。何时司法机关才能不再制造“发回重审”怪圈，让公民“法律安全”有保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