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选择性治理”倾向的存在，既暴露了少数干部的私利之心，也反映了治理模式的某些欠缺。
改革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理顺治理格局，优化制度设计，实现基层善治，尤其迫切。
一头连着上级党委和政府，一头连着数以万计的城乡大众，基层作为社会治理的终端，在治理框架中处于“承上启下”地位，在治理实践中承担着多种任务。在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基层干部所面对的局面日益复杂，治理“结构之变”带来的“角色挑战”尤为严峻。
农业税费改革导致基层财政来源发生历史性变化，村民自治兴起带来基层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这一切无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格局，塑造着基层社会的全新生态，使得基层治理模式正从“管制型”向“合作型”转换、从以管理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型。
在这一历史性转变中，中央对基层政府和干部的“角色设计”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以前身份和任务相对单一的行政管理者，而是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化解纠纷、维护权益的调解者。尤其是当基层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以后，一肩挑的“村两委”，如何既完成好党委和政府任务的“代理人”角色，又担当起管理本村事务、为村民提供服务的“当家人”角色，更是基层干部面临的前所未有挑战。
下有群众期待，上有上级要求，基层作为行政系统中承受压力的最末端，扮演着多样化的角色，角色之间存在交融和配合，也存在冲突与矛盾，容易产生“角色困境”。当各种目标、任务交织而来的时候，大部分基层政府和干部明确自身定位，善于统筹兼顾，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但在一些地方，也存在着“选择性治理”倾向。
比如，一些干部热衷于招商引资、大上项目，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表现出引人注目的行动能力；而对于环境保护、教育发展、社会公益等治理选项，或自叹“能力不够”，或表示“兴趣不足”，其治理意愿之弱，工作成效之微，较之前者相形见绌。
这一方面是因为少数干部为私利所困，完全囿于自身利益本位看问题办事情，于己有利的事就去管去做，于己不利或者吃力不讨好的事就尽量不管不问。另一方面，“选择性治理”的跑偏，也反映了治理模式的某些欠缺。
在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层层下压的治理格局下，基层的压力机制往往也是动力源泉。当政绩考核、工作评比等“指挥棒”存在重经济数据轻民生指标、重项目建设轻环保评估、重显绩轻潜绩等倾向的时候，就会在无形中树立不良发展导向，误导一些地方只把经济发展当作刚性任务，而把公共服务视为弹性需求。当稳定的硬任务在“一票否决”压力下被少数人曲解为“不出事”逻辑，有的地方干部寄望于花钱“摆平”，或是不惜暴力截访“压平”，忽视了担当群众利益代言人、维护群众权益这一重要职责，背离了维权才能维稳这一治本之策。
“选择性治理”的存在，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在利益格局分化、利益主体多元的背景下，基层治理更加需要坚定科学发展的理念，遵循“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路径，才能避免在对角色的不当取舍中陷入“选择性治理”误区。
从实践层面看，执政者理当更加注重目光下移，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对接起来。这固然有赖于基层自身的创新和努力，但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改革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理顺治理格局，优化制度设计，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经济与民生、发展与稳定等关系，构建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共服务最优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实现基层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