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万元和30万元，这两者整整相差370万元。为了370万元奖金，姜大成到处奔波，甚至诉诸法院，但最终，法院只作出了再给他20万元奖金的判决。姜大成认为，自己不是这20万元就能打发的，他始终坚持自己理所应得的奖金数额应该是400万元。这370万元奖金背后的争议，还得从7年前姜大成参与的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的一项招商引资项目说起。（《中国青年报》10月24日）
协助招商引资者——姜大成状告县政府要求兑付370万奖金的争议在揭穿招商引资种种怪象的同时，也把地方政府“政绩饥渴症”下的种种弊病一一展现。事实上，以“招商引资奖励”和“官司”为关键词在互联网上搜索，全国各地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如北京市民韩杰起诉河北省邢台市政府“行政不作为”的案子在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韩杰要求邢台市政府兑现1650万元的巨额招商引资奖金。
一个可以观察的逻辑是地方政府为了谋求招商政绩，就出台以“奖励额度优厚”的办法，奉行“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的理念。但项目到手后，却以种种原因拒绝兑现奖励的承诺，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延伸“产品”，对此，我们该如何审视？
这让笔者想到了经济学上的“合成谬误”。简单地说就是，招商引资指标在逐级分解中层层加码，致使指标难以完成。下级部门为了完成任务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花招”，加剧了政府的短期行为，阻碍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经济学所谓的“合成谬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但综合起来对国家却是不利的。这样的认识用来分析“引资奖”争议同样是到位的。
由于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政府职能界定不明晰，在资本相对稀缺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纷纷以“千方百计抓招商”等口号掀起了政府主导下的招商引资热潮。而“引资奖”争议无非是各种形式主义的招商引资活动和错位政绩观的“派生”产品。当用“政府说话不能不算数，那明明是印在政府红头文件上的”来看到时，在笔者看来，仅仅是就事论事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应上升到体制和机制的层面来审视之，否则，只能带来更多的争议，让政府公信力一次次受到伤害。
在招商竞赛之下，出现“引资奖”争议并不值得奇怪，但关键的是我们靠什么避免这种争议？就我的看法，消除招商引资的政绩化和行政化怪象是一种必须，这也是避免“合成谬误”的必然选择。在转型期，招商引资作为一种经济行为，被自上而下的科层体制行政化，一些地方实行招商引资责任制，用硬性指标将招商引资任务层层下达。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委托人无法对代理人的努力程度进行客观、有效的监督与考核，导致招商政绩化现象频繁出现。这是我们看待“引资奖”争议的前提。
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指出，“在各种各样成功增长的范例中，你可以从中发现很多错误的方法，或者不完全正确的方法，但是这类增长仍在继续着”。就笔者的看法，之所以出现“引资奖”争议无非是我们缺乏反思的结果，是在错误道路上继续“错误”的结果。“引资奖”争议背后的非理性招商冲动——招商政绩化和行政化理应受到正视，也要认识到，“引资奖”怪胎源于“政绩饥渴”病，否则，我们只能在“合成谬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民众福祉和公共利益就越无法得到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