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穗农民工若转变成广州市民，一辈子要花多少钱？答案是至少130万元！10月11日，由广州市社科院、广州市农业局合作完成的《中国广州农村发展报告（2011）》蓝皮书发布，其中《基于福利经济学的农民工规模与市民化成本分析》指出，在不包括买房等成本的前提下，农民工若要成为市民，仅满足最低消费，一生中就需要承担130万元。（《新快报》10月12日）
这130万元还是立足当前物价的测算，它让停留于抽象层面的城乡差距，以扎实的数字得到明确印证。这表明，消除城乡户籍壁垒，不是几句空洞口号、换一下户口本颜色，或改一下农民工称谓便可轻松实现的，而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特别是加强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投入，让农民兄弟像城市居民那样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城乡二元户籍的形成，可上溯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户籍模式，将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牢牢钉在自己的出生地，只有极少数农村子女有机会通过考学、当兵等极其狭窄的通道，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命运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长久的“以农补工”、“以农养工”发展思路，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及至改革开放，虽然数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得以有机会外出务工，虽然他们总算可以像城里人那样上班拿薪水，但历经数十年户籍政策累加的重重枷锁，他们只能被称之为农民工，难以真正享受到城里人的种种优厚待遇。虽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二代不愿设想，他日是否像父辈那样返回农村，但融入城市近乎天方夜谭乃是不争的事实。
在无数“农民工世家”里，看似收入不菲，但因为不是城市人，必须付出教育、医疗、住房、交通（探亲却不能报销）等“额外”成本，结果财富大幅缩水。每年令主管部门神经高度紧张的春运客流，何尝不是无数农民工缴纳城乡差距成本的一次集中爆发？
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到2015年城镇化率将由现在的47.5%提高到51.5%。单看数据令人期待，但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一些地方推行的城镇化，至多只是小范围内的户籍同化，因为县与县、县与市、县与省等地域之间难以实现真正的流动，掣肘主因不是就业，依然是户籍本身。户籍改革屡屡被一些地方提上议事日程。去年农民收入增速13年首超城市居民，但若考虑到二者收入基数的巨大落差，农民造福路径的稀少，必须给农民创造政策性的“弯道超车”，城乡差距才可能真正绕过继续拉大的拐点。
广州研究得出的数据表明，户籍改革不可能完全避免阵痛，不可能没有成本，况且户籍改革，本身就是对长期亏欠农村投入的必要补偿。表面看来，加大对农村投入，难以像重大项目那样取得短、平、快的收效，但它事关公民权利平等保障、社会阶层和谐的根基大业，也是城乡共同致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就具体举措来看，那就是要像关注城镇居民那样关注农民的民生，必须明确户籍改革的标准和时间表，特别是要制订刚性政策，明令禁止楼市调控和驾校培训等领域开历史倒车的“限外令”，否则户籍改革功亏一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