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纪念辛亥革命,谈论民权、民生,较前辈先贤又多了许多自信和从容,因为不断进步的社会为最终实现革命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我们唯有继续推动社会的进步、保障人民的权利,才是对革命的最好纪念。
一百年前的今天,武昌新军工兵营里的革命党人仓促起义,在凌乱的枪声中,中国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武昌起义不久,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就结束了。让人屈膝下跪磕头如仪的礼数没了,晃荡在男人脑后的大辫子也没了,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一幅美好的社会蓝图。但是,接踵而来的残酷现实让新生的理想屡屡碰壁。军阀割据、民生凋敝,“只是赶跑了皇帝”的中国与现代国家仍然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以至于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曾感叹“乱象甚于前清”。
虽然这场革命是不彻底的,但仍无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毕竟一场持续不足百日的革命冲击和涤荡了两千多年的陈腐观念,“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自由平等渐入人心,已经觉醒的中国与腐朽体制决绝地划清了界限,使得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没有偏离大方向,更无后退的可能。打破了对皇帝的信仰,不啻于一场思想解放,以共和取代帝制,中国的历史性进步由此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今天,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依旧任重道远。在过去的300年,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人口不足10亿,而在未来的100年,中国有近15亿人口面临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标,其难度并不亚于一场摧毁旧制度的革命。因为,制度革命只是为了打破一个旧世界,可以在旦夕之间仓促起事,而建设一个新社会则需要持久的耐心和漫长的过程。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者仿效西方国家,提出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的制度设计,前景不可谓不美妙,但是封建专制的阴魂总是驱之不散,这并非中国人天生不适合民主制度,而是当时的民主土壤过于贫瘠。社会的进步,不是一场简单的政治变革就能一蹴而就的,它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没有社会整体的进步,政治的变革就是无本之木,更谈不上开花结果。而社会的进步又离不开进步的社会管理方法。社会管理千头万绪,保障人民的权利无疑是根本。人民言论有自由,就有勇气揭露官僚作风和政治腐败;人民的财产权利有保障,强征强拆就不敢肆无忌惮……
毋庸置疑,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也在致力于人的发展,今天的社会与一百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众在满足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日渐注重社会的平等、环境的保护等体现公民责任的行为。这在一百年前那个刚刚开始剪辫易服的社会都是无法想象的。如果社会的细胞是有活力的,那么社会的肌体自然也是健康的。
无论多么伟大的革命,总是有破坏性的,革命也不是一个民族孜孜以求的目标,革命只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谈论民权、民生,较前辈先贤又多了许多自信和从容,因为不断进步的社会为最终实现革命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我们唯有继续推动社会的进步、保障人民的权利,才是对革命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