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最近的一份报告称，目前，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形势十分严峻。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十个部委年内将完善“组合政策”，突出差别电价、能源消耗总量限制、问责制等对企业投资和生产的约束作用，抑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9月5日经济参考报）
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会上，工信部产业司有关人士表示，“落后产能是个技术判断，产能过剩是个市场判断……”其实，如果说产能过剩的存在是一个市场判断，那么，其“内涵”便是一个“政绩判断”。
落后产能之所以称之为“落后”，在于高耗能高污染的基本特征，并非是发展的健康理性路径——污染环境、占用耕地、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平衡，这些产业性的弊端，不要说专家学者，就是普通百姓也心知肚明。但在高歌猛进的经济大潮下，很多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打着促进经济发展的大旗，多干快上、无序扩张，产能越来越过剩，对环境的戕害也越来越严重。
产能虽然“落后”，但短期的经济效益和政绩效应却不“落后”——落后产能的“产能过剩”，隐喻着“政绩过剩”的权力生态。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数字指标和眼前利益，为了出政绩，不顾一切上马高耗能项目拉动地方GDP高速增长；而在短期政绩效应的辐射感召下，有越来越多的行政权力以产业振兴为理由配置资源、投入土地，大量营造政绩工程乐此不疲，这就从单一的“要政绩”变成了“政绩大跃进”，形象工程和重复建设泛滥成灾，扭曲了市场，无谓浪费资源，直接导致了“政绩过剩”——而相应的，发展模式上的急功近利也就随之异化成了权力伦理的沦丧走样。
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下，这种“风潮”有所减缓，但借着扩大内需的东风，此风又有抬头的迹象。正因为与地方利益和权力政绩密切相关，所以国家调控和规范整治的“形势非常严峻”。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遏制产能过剩方面，经济产业政策上的“组合拳”引导固然非常重要，但对于“政绩过剩”的疗治也不可或缺。无论是提高制度层面的权力监管和程序正义，还是在行政决策领域引入有效的公共监督，都是应有的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