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试行办法》规定，若公众对政府重大决策的征求意见稿意见分歧较大，应该组织听证会，从公开报名人群内遴选的听证代表不得少于代表总数的2/3，而公务员不得被选为听证代表。（8月24日《南方日报》）
当一个亦真亦假的成都“听证专业户”搅起满城风雨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试行办法》的制定是对当下听证危机的一次试图突破：它看到了听证会现实中“协商民主”、“公众参与”的局限性。许多听证会参与者的选定不仅显得神秘，有时候利益相关部门成员甚至摇身一变为普通市民，于是，听证会成了民意的假面舞会。
参与者产生机制的纠偏当然值得肯定，不过，它依旧不能过多地还原听证会的公信。很简单的一个观察视角是：听证会秩序与正义的深层失守，初看是民意与官方在公共事务上博弈能力的失衡，事实上却是不得不承受的结果。倘若听证会走过场，结局早已预定的现状不能被改变，那么即便公开遴选的听证者再多，听证会也只能是听涨会。
没有否定广州规定的发轫善意，但显然的道理在于，如果过度执着在听证会的人员构成，它事实上已经陷入到某种“参与者迷思”之中。其实，听证会可信度的日益式微，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地方主管部门在听证过程中的立场问题。作为公共正义的守夜者，地方主管部门更应该拥有公允立场，让听证会拥有客观的民意基础与合法性。而与此相悖的现实情景是，他们多站到了背离民意的立场，倾向于为涨价说话，为行政攸关方辩护，把听证会的一切程序掌握在手中。如此之下，听证会的异化自然不可避免。
如果这一点不被现实的法规力量所跟进解决，那么，参与者遴选路径完善只能流于形式。直面听证会公信力下降的糟糕现状，更应当看到与之相关的制度漏洞。
那些附加在听证会上的非议，那些甚至以无人出场方式表达的听证会信任度背书，让听证成为我们这个年代公共领域里的沉疴之一。让听证者构成看起来更公平不是什么难事，不过它显然远非听证公信的还原之道。正因如此，在广州市的办法之后，我们期待更多的地方能够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