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15年后的今天，刑事诉讼法迎来了第二次大修，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将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据悉，此次刑诉法修改对于证人作证方面或有较大的突破，比如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但近亲属仅限父母、子女和配偶。这样一则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现有的法律规定和主流价值观中，往往是鼓励“大义灭亲”的，对于主动送子投案或带领公安机关抓捕涉嫌犯罪的亲人，向来是大张旗鼓地宣扬。相反，对于为涉嫌犯罪的亲人提供场所、财物，帮助其逃匿，则设立了包庇罪来惩处。此次刑诉法的修改，有学者称：“‘大义灭亲’的立法理念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亲亲相隐’的传统。”因此，“如果此条得以通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然而，笔者以为亲属的作证特权应当确立，亲属之间的包庇罪应当废除，但“大义灭亲”仍应得到鼓励。
历史上，我们的确有“亲亲相隐”的传统。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律中，也有类似“亲亲相隐”的规定。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同居者、已分居的配偶没有义务作证；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指控人的订婚人、配偶、直系亲属等有权拒绝作证。亲属之间有“亲亲相隐”的特权，这是值得吸收的。因为，打击犯罪很重要，维护亲情伦理和家庭稳定也很重要。但是，“亲亲相隐”中也有亲属之间揭发犯罪就要受到惩罚的成分，比如在汉代，儿子若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处以重刑。这种成分在现代社会必须接受拷问。保护权利是法治的基本理念，公权力不能强制亲属作证，但亲属自愿放弃这种特权，或者认为告发、作证比维护亲情伦理和家庭稳定更重要，他们也应有权“大义灭亲”。
事实上，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与西方法治国家的作证特权在这一问题上是有区别的。在“亲亲相隐”中，亲属之间揭发犯罪要受到惩罚。而在西方国家，亲属作证特权是一种权利，强调的是公民对于亲属犯罪有不作证的权利，但这项权利也可以放弃，也就是公民可以揭发自己的亲属。因此，西方国家法律不惩罚亲属之间相互包隐的行为，也不惩罚亲属之间“大义灭亲”。
刑诉法修改确立亲属的作证特权，并不与“大义灭亲”相对立。与作证特权对立的是亲属之间的包庇罪。对亲属之间的包隐行为定包庇罪，有损人伦应当废除。但亲属有作证特权，并不意味着亲属不可以“大义灭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