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卫视《婚姻保卫战》节目中，一位名叫蔡报晖的男嘉宾自称是公务员，同时还兼任一个私企的董事长，年收入50万元。蔡报晖介绍说，他不是这个企业的法人代表，“因为公务员是不能参与经商的，但是我占有这个公司51%的股份，所以我是这个公司的幕后老板。”网友称其为“幕后哥”。（《新晚报》8月15日）
不知蔡报晖何以直面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该法第五十三条明文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不过，“勇于”抛头露面或像蔡报晖这样置身幕后参与经商的公务员绝非个别。《人民论坛》曾就公务员做生意现象调查发现，61.72%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务员做生意的现象“相当普遍，且越来越多”，56.64%的被调查者认为做生意的公务员在县、区一级党政机关最多。
与一般意义的经商不同，公务员常以权力的强势形象出现在商场，这其中既有寻租，也有公然对政策的违反。比如，前几年鉴于煤矿“官股”问题比较突出，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党政干部必须从煤矿撤资。但最后期限一延再延，时至今日，谁又敢保证各地煤矿中的官股已全部退出了呢？现实活例信手便可拈来。去年10月30日，四川达州市开江县3名副局长（其中一位已经退职）利用周末开着警车上山，进入非法小煤窑“实地调查”，结果不幸中毒身亡。悲剧的后面，又何尝不是权力对利益垂涎的毫无节制？
一方面法律明文规定公务员不准经商，另一方面公务员置若罔闻、趋之若鹜。公务员之所以对法律视而不见，不外乎这么几个原因：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倘法律不能令违犯者付出足以视若畏途的昂贵成本，自然不可能起到警醒威慑的应有功能。从这一角度讲，《公务员法》很有反思的必要。
首先是经商性质的认定。毫无疑问，当企业法人代表算是公开经商，像蔡报晖这样当幕后老板的又怎能不算是经商呢？而像那些入“官股”或者干股的，又如何不是经商？再比如，民办高校、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的基本性质应是非营利性组织，公务员的权力介入帮衬可以收到丰厚的回报，这到底是否为经商呢？诸如此类，法律有必要对经商性质予以细化明确。
其次，就《公务员法》条文看，并没有对公务员经商作出明文惩戒规定，惟有“其他情形”尚有一些模糊关联，但也只是“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这样的规定，说没有又像是有了，说惩戒不严重好像又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在模棱两可的法律条文面前，虽然公务员经商者众，但因经商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则闻所未闻。
因为走到了电视上，因为大言不惭，所以更惹人注目，但蔡报晖只是公务员经商生态的代表之一。“幕后哥”或受到某些处理，但这样靠新闻偶然曝光才受到惩处的个案，不足以成为常态。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也许需要一部内容更加详实，更具操作性的《公务员法》，而不是吓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