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近日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与2008年相比，2010年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上升了7.2%。更值得关注的是，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公开承认，职务犯罪案件存在适用缓免刑比例偏高、“自首立功”情节被滥用等问题。（7月20日《新京报》）
职务犯罪，尤其是渎职侵权犯罪缓免刑比例过高，是一个陈旧话题。最高检数据显示：2005年到2009年6月，被判决有罪的17671名渎职侵权被告人中，判处免刑的9707名，宣告缓刑的5390名，合计占到85.4%。
从司法规律上看，不可能没有免缓刑，但免缓刑率高达85.4%，则无论如何都不正常。究其原因，表面是“自首立功”情节被滥用。但往下还可追问，“自首立功”情节为何会被滥用？这种滥用为何未得到监管？以司法解释来遏制这种滥用又是否可行？
最高法院发言人认为，导致职务犯罪缓免刑泛滥的原因，是“有些办案人员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这也是事实。“官官相护”并未过时，“刑不上大夫”也还留存。而更常见的是，渎职侵权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犯罪”。在一些司法官员看来，这种“不谋私利、不揣腰包”的行为，跟贪污贿赂有根本的区别，因此不应将行为人送入大牢。有些地方更是提出，要通过立法来保护“创新失败”。换言之，在这些官员看来，只要是为了地方发展，为了“改革创新”，哪怕是失败并造成了损失，也应该对行为人免予处罚。
我们强调职务犯罪的量刑公正，是因为触犯刑律乃最严重的违法。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就应承担刑责。司法公正不仅指定罪公正，也包括量刑公正。光有定罪却不予惩罚、或予免缓刑，不但刑法将失去其威慑作用，司法公信与司法权威也会加速流失。
职务犯罪免缓刑比例过高，表面上是因为“自首立功”情节被滥用。那么解决之道也应从“自首立功”的规范做起。除理念纠偏外，还应进一步追查，这些免缓刑个案中，有没有枉法裁判，有没有司法渎职。
法律以“可以从轻”的优待来鼓励自首和立功，是为了给那些真心悔改的被告人以悔罪的机会。这一机会并不应成为惯例。“两高”对于“自首立功”的滥用其实并不缺少规范。2009年3月，“两高”还曾联合出台意见，明确不得认定为立功的事项。
规范有了，法官是否严格依照规范执行，还得依靠公众监督。毕竟，法官也有着现实的利益驱动。要惩治已发生的渎职，遏制可能发生的司法渎职，公开相关裁判文书显得必要而迫切。否则，有了细化的司法解释，也得面临一个执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