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再审“李昌奎”案。云南高院认为再审理由是：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廷礼、陈礼金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检察建议，认为本院对原审被告人李昌奎的量刑偏轻，应当予以再审。
云南高院认为，应当再审的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项和第二百零五条，而这两处规定分别是，“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和“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这意味着，“李昌奎”案经过云南高院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认定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有错误。就在几天前，云南高院的副院长田成有还对媒体宣称，“李昌奎”案件高院判决程序合法，不存在徇私舞弊，以及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这个案子10年后会是一个标杆。一个立志要成为10年后标杆的案件，其标杆效应都没存续10天，这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管怎么说，“李昌奎”案已经进入再审程序，这也意味着立志要把“李昌奎”案做成标杆的云南高院，又有了一次真正把“李昌奎”案件做成未来标杆的机会。在此，我愿意不揣浅陋，为云南高院提两条建设性意见。
第一条建议是，对案件进行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这一条其实不难理解，而且也是法律和司法政策的明确要求。可惜的是，在云南法院网我们并不能查询到“李昌奎”案的二审判决书原文，只能通过搜索查到相关人士传到网上的判决书图片一睹判决书的“芳容”。裁判文书的公开尚且如此，其他信息的公开可想而知。我们知道，公开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最好方式。对于这样一起广受关注的案件，是否可以考虑对再审过程进行直播？毕竟，要做成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案件，如果连接受监督的勇气都没有，其他的一切更是奢望。
第二条建议是，判决书要做到说理详尽。我们经常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不是因为司法裁判一经正式确认和发布就具有最终的约束力，毕竟立法权、行政权同样有强制约束力，但它们从来没有被称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恰恰是由于，司法的权威不是来自强制力，而是来自它的说理性。
也就是说，司法裁判所有的力量来源都在于它一个说理的过程，无论是诉辩双方的针锋相对，还是司法者最终的定纷止争，靠的都是证据详实、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说理过程。
说到底，司法的公信力一靠公开，二靠说理。前者使得暗箱操作没有生存的空间，后者为公众提供了一种认可司法裁判的依据，使得司法能够担当起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云南高院想通过“李昌奎”案树立起来自己的权威，不妨从这些司法应当遵循的普遍规律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