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审计署发布2011年第12至28号公告，披露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等17家央企的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内容涉及2007—2009年间领导职务消费不清、假发票、违规发放薪酬、少缴税收等诸多问题，涉案金额动辄上亿元。
《南方都市报》5月22日发表社论《终结央企分肥乱象，常态监管必须激活》指出，被审计署查实的各种问题实则长期存在，问题存在趋同现象，在有关部门屡次查处、严肃处理之后依然存在，这暴露出央企内部监督机制无法发挥最起码的作用，大多数央企还是上市公司，其市场化监督设计也形同虚设。《南方都市报》社论认为，要将央企违规、犯罪和贪渎遏制在萌芽状态和过程中，应当对其进行严密的财务监督，审计署只能是众多制度化设计中的一支力量，激活常态监督设计，实现日常化的程序严管，公开、透明的全时段紧盯。
央企均经过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持续建设，维持其运转和发展，必然需要内部监督、内控审计机制在内的各种机制发挥作用。再加上大多数央企是上市公司，行政管控体系之外还有更为严密的制度体系，如果说这些制度体系形同虚设，完全没有效果，一定会反馈到业绩上，引发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说得严重一点，恐怕会有不在少数的央企被境内外证交所摘牌。
国资委和各家央企从来就把企业内部监督、内控机制起到的作用看成“主流”，把这套机制运转下出现的缺漏，包括审计署等机构审出的问题看成是细枝末节。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和心态，才会出现此次央企又被批量审计出问题，相关企业不以为耻，反而颇显“大度”地对问题暴露表示“欢迎”。从国资委在许多场合对央企业绩和作用等作出的评价来看，主管部门与被管企业对问题的认知定位是一致的。既然是细枝末节，就不会影响央企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业绩考核，谈不上追究谁的责任。
很显然，这种认知定位与社会舆论、民众的央企形象严重错位。究其原因，一方面，国资主管部门和央企本身对已有机制制度的评价基准偏低，只要有助于维持经营秩序、实现整体业绩，那么机制制度留一些空白，反复出现一些问题，有一些资源和收益被企业总部和各级分支机构鲸吞，在他们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如前所述，他们没有也不会主动从央企在各产业领域的排他性垄断优势、巨量资产及垄断收益的角度考虑，所谓“细枝末节”叠加起来从总量上足以撼动市场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天平。
另一方面，央企通常都是层级、分支、利润关系复杂的巨无霸，无论是主管部门设计的监管体系、审计署的事后审计，还是企业自身设计的内控条款，在技术上只能覆盖对这些企业总部、较大子公司、合资企业的管控。再往下，就只能依赖企业总部和一级子公司的内部监督、内控体系，甚至是各级分支、合资企业的自觉。央企下属的大批分支、合资企业，完全可以利用对总部的信息优势，以及驻地地方纪检和审计等部门无权监管，社会监督全然缺失等便利，开展违规、犯罪和贪渎。反过来，由于相对受到更多的外部监督制约，一些央企总部和一级子公司有动力与下属机构合谋，通过故意放松形式化的监控，进而换得在下属机构享受奢靡接待、报销超标准费用等待遇。
要遏制终结央企分肥乱象，建立起有效的常态监管，并改善国企资源分配使用的民众形象，应当首先致力于让国资委和央企花费巨额学费、向国际知名咨询机构支付过高昂设计费用的制度体系，在公开透明的过程中得以完整运行，而不是由某几个央企领导人就可以决定选择性实施的摆设。更重要的是，不仅要靠现有制度体系管住央企总部及其领导人，强化决策和渎职责任追究，还应按照央企的业务关系，将其分设在各地的各级分支机构、合资企业，推行向属地地方公开信息，地方纪检和审计单位有权侦办查办这些下属企业，地方媒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众可以查询央企及其下属企业的账目，让央企自上而下都纳入到有效监控约束范畴内，使现有制度体系真正发挥最起码的作用。（郑渝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