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开始，被称为“史上最严车改”的公车专项治理活动在全国展开。近日有报道称，治理将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期下发而尚未对外公布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简称《办法》)进行。《办法》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一般公务用车编制按每20人不超过1辆配备。党政机关只能配备排气量不超过1.8升、购价不超过18万元的车辆。《办法》将公车明确分为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中央和国家机关一般公务用车编制按每20人不超过1辆确定。“明确按人数制定车辆编制，还属首次。”一位相关部门人士说（5月22日《华商报》）。
“三公”消费中的公车消费究竟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你可以到百度里去搜，尽管数据来源渠道计算推算口径不一，但令人触目惊心程度一样。公车消费被民间称为“屁股上的腐败”，历来为有识之士和社会公众诟病不齿。作如是观，“史上最严车改”太须要了，越严越好越快越好！问题是，“史上最严车改”会不请自来吗？
“史上最严车改”没有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之类刚性量化的制度当然万万不能，但有了制度也未必万能。从现行制度和执行力看，早在1994年中央两办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明确规定“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也就是说，除了省部级干部外，副部、副省级干部不能享受“一人一车”的专车待遇，更别说厅局级以下官员。然而，当下人们已然见怪不怪的尴尬现实却是，不少地方且不说市、县主要领导“一人一车”常规化，乡镇领导甚至小科长也开始“专车”化。今年一月广东省长黄华华就直言不讳地谈到公务车过多问题：“公务车太多了，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有的股长屁股后面都‘冒烟’。”
制度何以被架空成为一张废纸？当然是监督出了问题。记得公务员教科书上将监督列了若干种，但从监督现实看，凡是制度被架空的地方，大抵不出“内部监督死”“外部监督无”的监督生态宿命。
如果可以将“内部监督死”归咎于“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大狗不说二狗，黄狗不说白狗”；“外部监督无”则可归因于无公开。因为，外部监督的起码前提和最低要求是，凡用纳税人钱维持公车消费的各级各类机关必须向民众公开公车配备的相关详细信息，比如：单位级别、人数、车辆编制、实有车辆以及公车的品牌型号、车牌号码、购买年限、使用部门等等。问题是，近年“两会”代表提案和公众发文要求公开“三公”消费帐单的呼声喊了哑了啜子，现实却仍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不出来”，即便公开了的也是或粗略得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或虛晃一招敷衍了事。因此，无“史上最严公开”则难期“史上最严车改”，换言之，如果连公车消费都不敢公开或全部真实公开，让人如何相信官员执行制度接受监督的诚意？如果连公车消费公开都是一本糊涂帐，又让公众如何监督？
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工作，并要求在201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中央财政决算后，各部门公开2010年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简称“三公”经费）决算支出，同时公开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支出。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比照中央财政做法，公开经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审查批准的政府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并做好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公开工作。我注意到，温家宝总理3个月内4次部署公开“三公”预决算相关工作。应当说，重视程度可谓“史上最严”，抓是抓到了点子上，现在取决于各地各级的落实力和执行力了。总之一句话，“史上最严车改”，离不开“史上最严公开”。（陈庆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