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祭祀仪式上，犹太大祭司双手按住替罪羊的头宣称，犹太人过去一年所犯的罪都转移到它的头上了。然后它被放逐旷野，这意味着它带走了犹太人的一切罪过。把群体的罪过转移到一只羊的身上，这是古犹太人的逻辑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充当“替罪羊”的有活人也有死人，比如，荆州丢失了，主要责任人诸葛亮并没有受到处罚，因为他成功地找到了替罪羊——关羽。还有杨贵妃是唐玄宗的替罪羊，秦桧是赵构的替罪羊，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替罪羊。把许多人的过错转嫁到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古代和近代社会常见的现象，于是替罪羊成了一个流行语。
现在倡导建设责任政治和责任政府，担责成为政治伦理的基本要义，然而“羊”很容易替人受过的多舛命运并未根本转好。一场关于替罪羊的现实版本正在云南上演。中国新闻社5月16日报道说，央视焦点访谈披露云南石林县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问题后，该县当晚召开紧急会议，责成主管部门按程序对石林旅游服务区管委会副主任高云华、县发展和改革局计划投资科科长段明宗作出停职决定，待调查结果出来后再作相应处理。
尽管高尔夫球场的开发商对着央视记者镜头，表明项目是经当地政府同意后才开建的，但石林县迫不及待拿两个单位的相关人员“开刀”，无非想传递一个信息：这个项目石林旅游服务区管委会不该违规建，县发展和改革局不该违规批，现在出事了，你们得担责。我揣测石林方面很快会出调查结果，包括上述两位公职人员在内的一干官员，不管轻重屁股上都挨会那么几板子。行政问责嘛，谁出事，谁负责，有处理决定为证。县里只要一纸文书，就可将责任推脱得干干净净。
企望如此“断尾求生”，石林官方这只“壁虎”一点也不高明，笨拙得近乎耍无赖。占地一万余亩，设有三个18洞国际标准球场，规模如此巨大的项目，岂是科级、股级官员能决定的？投资8.5亿元的项目从决策到实施绝非三五天可完成，其间必有一个轰轰烈烈的过程。若是下面自作主张，但以租代征搞得民怨沸腾，竟无人出面干预和制止，上级官员是耳不聪、目不明，还是装聋作哑？我们无从考证该项目有没有被上级当作招商引资的“典范”加以炫耀和推广，但县和市对这一顶风上马的项目，最起码是默许的。仔细查查，上级官员有没有参加该项目的奠基仪式，有没有主持召开过该项目的协调会推进会，还真不好说。
上级做错了事，推出几个下属当替罪羊，然后上级就逍遥于法纪之外，这在官场具有悠久的“传统”，至今是一种积习难改的痼疾。问责是上级问下级的责，其存在的基础是：我官比你大，有事你先给我兜着。许多时候一遇到公共事件，下级就成为上级自我免责的盾牌、断尾求生的牺牲品。安徽阜阳奶粉事件中，就曝出两名下级官员替县领导顶罪的丑闻。某地“量身定做”招聘丑闻曝光后，有人主动当“壁虎尾巴”，掩护相关领导。更有甚者，为了提前摆脱责任，面对硬性要求，广西某煤矿竟突击提拔了七名矿长助理下井带班。对领导的“替罪羊”而言，往往也有着相应的“对价”，被问责往往成为暗地里被认可的立功。所谓“丢卒保帅”乃至“以卒为帅”，背后无非是精巧的利益考量。
现阶段对于重大公共事件，有关方面会在第一时间出面追究责任，启动问责制，轻则撤职，重则收监，实行秋后算帐。行政问责制对政府官员增强责任意识、提升执政水平、提高行政效率大有裨益。如今行政问责制很多时候演变成了副职负责制、下属负责制。把替罪羊推出来顶罪，为自身失职失察甚至渎职而形成的公众积怨寻找遁词，以此来堵住舆论的悠悠之口，这已成当下应对和处理公共事件的惯见模式。本是督促基层权力部门慎用公权、善待民众的好制度，却沦为官员逃避监管、开脱责任的手段，这显然是行政问责制的异化。
石林方面此番急匆匆拉出两个替罪羊示众，在问责上摆出主动姿态，不过是避避风头，对社会表个态度和决心，藉以转移公众视线，也可以对上级有个交代。以我的判断，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问题闹到这个地步，国土资源部和云南省会有所动静。但更高层次的行政问责能否问到“领头羊”身上，怎么个问法，不妨持谨慎的乐观。记得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早些年问责的第一个违规高尔夫球场案在山东齐河，县委书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我的印象中，这大抵是类似案件中处分级别最高、最重的。齐河之后，被问责对象的行政级别逐年递减，替罪羊身份越来越无足轻重。这或许就是高尔夫球场愈演愈烈的根源所在。
仔细想来，充斥着权力傲慢的石林高尔夫球场，何尝不是行政问责“壁虎思维”的结果呢？将问责演绎成欺哄公众的政治秀，偏离约束、限制、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的初衷，只会加速长官意志膨胀，催生更多相互帮衬，相互依靠，不惜以哄弄百姓，损伤民意为代价来维护同僚利益的共同体，加剧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透支。对于行政问责制，公众爱之愈切，苛之愈刻。解剖石林违规高尔夫球场替罪羊这个行政问责异化的活标本，或许有利于行政问责制度内涵的矫正。（肖亚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