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近日出台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方案征求意见稿。治堵方案提出，适时适度提高停车收费标准总水平，增加机动车使用成本，并将研究收取交通调节拥堵费的可行性。在此前专家讨论稿的基础上，方案明确了不限制私家车上牌的意见，取消中心城区限制外地车的措施，并新增了限制公务车的内容。
上个月，北京经过向社会征求意见，出台了缓解交通拥堵的措施，现在广州紧随其后，也拿出了治堵方案征求意见稿。与北京相比，广州的治堵方案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也有一个明显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北京通过摇号上牌限制私家车增长的数量，在中心城区限制外地车行驶；广州在这两方面不作限制，但拟通过提高停车收费标准、收取交通拥堵费等举措，增加机动车使用成本。一个着眼于限制车辆的数量，一个着眼于提高车辆的使用成本，两者都能达到限制车辆使用从而缓解交通拥堵的目的，因此很难说谁比谁更高明，或者谁比谁更不好。
相同之处在于，北京和广州的治堵方案都提出了限制公务车的内容，而且限制措施也基本相同，都是要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市属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作为国内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北京和广州各有不同的特点和“市情”，两地的治堵措施各有不同，再自然不过；相较之下，两地都把限制公车作为重点措施之一，则足见这个相同之处是更重要的，也是更能说明问题的。
这就是说，在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包括一些规模稍小的中等城市，日渐庞大的公务车队伍，已经成为导致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拿公务车“开刀”，严格控制公务车的数量增长，也就成为缓解交通拥堵的一个必然选择。达成这个共识之后，关键还必须明确公车的范围，避免被“偷换概念”。包括北京、广州在内，许多地方都把公车的范围限定为“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公务用车”，其他公权机关如人大政协机关、司法机关的公车，以及具有公权机关性质的一些公共组织(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的公车，都不在限制之列。这就把公车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如果只是限制一小部分公车的增长，大部分公车成了“漏网之鱼”，对于治堵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限制公车是治堵的重要举措，但限制公车又绝不只是为了治堵。从根本上讲，限制公车消费是强化立法机关对公共财政的硬约束，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遏制公务活动中的铺张浪费和腐败行为的必由之路。因此，无论是在交通拥堵严重的大城市，还是在那些交通拥堵不严重的地方(如一些中小城市)，限制公车消费都是政府必须努力追求的目标。而且，这种限制不应停留于某个时间段里不增加公车指标，更应当通过“动真格”的公车改革，大幅度减少公车的数量。只有这样，才能大幅度缩小公车管理的范围，降低公车监管的难度，才能对超标购车、违规配车、公车私用等公车消费痼疾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治理，最终通过“减少公车”以减少“车轮腐败”。
各地治理交通拥堵，为限制公车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契机，而减少公车数量、限制公车消费的改革之路，在这个新起点上才刚刚开始。（潘洪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