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讲学。他开始充满好奇的交流愿望被一种厌恶情绪所替代，在梁启超、丁文江给他举行的饯行宴席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 “坐而论道”不以为然，一再强调知识分子应有的实践精神。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他说，中国需要有 “一打好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
我觉得，罗素看到了中国文化人的一个毛病。直到今天， “坐而论道”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还是根深蒂固，它们似乎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了。一位老报人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看今日中国社会的通病，就不能不承认大多数国人 （主要指知识分子）之好高而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以至我们多少事，唱了多年而无结果，或仅有外表而无实际，花费了许多金钱、时间、精力，而与实际的民生一无裨益。
我以为，五四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真正进行反省的时期。当时的科学家任鸿隽曾批评中国的文化，“只在文字上做功夫”，不如西方科学，“在事实上做功夫”；王国维、陈寅恪也一再讲中国人是“实际的，而非理论的”，都有这层意思。这个特点与中国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一脉相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中国特色。
做学问并不是为了学问本身，也不是为了用学问服务于社会，而是拿学问作为换取世俗地位的筹码。前些年，我国有关机构曾对城市居民作了一次关于 “最喜欢的职业”的调查，结果是，绝大多数的人最喜欢的职业是 “做官”。如果今天做这个调查，结果如何或许只要看看考公务员的规模就知道了。我以为，干某件事的目的如果不在这件事本身，而在另外某件事上，如结婚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钱，那就叫世俗。而生命的本质在于，干某件事的目的就是这件事本身……而今天，我们都可以问问自己，我们选择某一个职业、做某件事情，是因为爱而选择它吗？
关于这一点，我国著名报人赵超构先生说得透彻。他指出：太会做官是中国人的大毛病。研究学问是一件事，做官又是一件事。理论与实践最好不必统一，做官的如果认真起来，一定要把研究的学问（科学的真理）见诸现实，则不免有点傻气，马寅初便是这样的“傻官”。 相比之下，“坐而论道”容易得多，你可以天马行空，无需用实践论证它的正确与否。在这种精神氛围中，何以可能产生求真求是的科学态度？知行何以能够统一？
当一个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年轻人把做官看作是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甚至是唯一体现时，不免让人忧虑。虽然，离辛亥革命把大清王朝送进博物馆已近百年，但要真正破除官本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必须变化，做官只是一种服务社会的职业选择。到那个时候，官本位会逐渐让位于商本位、学本位和其他本位，归根到底就是人本位。（柳延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