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就经济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展开讨论（见昨日“国际论坛”版文章），十分必要。近代以来，中国就一直面临着这个尖锐的问题。据史家考证，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的GDP占世界总量的1/3，比美欧的总和还多得多。然而，不列颠的几十艘远征舰船就可以将数十万清廷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然而，当年面临的挑战再次考验中国，中国的经济优势仍然无法有效转化为战略优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巨人，战略新手”，在重大的战略角逐棋局中几无优势可言。在全球问题上，中国缺乏做美国战略棋手的大国勇气，在很多问题上举棋不定。在地区问题上，中国不敢与周边国家建立战略关系，在战略意图上遮遮掩掩。在维护合理铁矿石原材料价格、突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围、反击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等功能性领域更是众说纷纭。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模糊态度，不仅令世界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报以猜忌和怀疑的目光，也令中国自身陷入尴尬，大大削弱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战略号召力。
中国在战略上缺乏优势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大战略的滞后。中国的大战略最初来自于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亦即依靠第三世界，联合争取第二世界，分化和反对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这一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清晰易懂，操作性强，成为一段时期中国外交的主导战略。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行，并受冷战终结的影响，这一以“反霸”为核心特征的大战略逐渐为集中精力推动现代化建设和“韬光养晦”的战略指导方针所取代，加上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变得相互依存。这大大增强了中国选择大战略的复杂性，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进行战略设计和战略选择的决心。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中国大战略迟迟难以出台，在世界大变革和中国大变革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大战略滞后呈现出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
中国大战略的滞后，使得各个领域的战略手段缺乏整合，弊端日益突出。缺乏战略上的立场协调、节奏调谐和尺度把握，使得各个部门、领域、层次在处理日常事务时自行其是，不仅无法形成战略能力上的交响和共鸣，而且形成了相互抵消和彼此掣肘的内耗。更可怕的后果是，利益分化导致部分领域的“分利集团”在绑架了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还伤及中华民族的精神认同。目前，中国社会领域已出现了源于社会利益分化而产生的“新阶级斗争”危险，尤其是在草根领域，各种极端主义情绪急速发酵，几乎每一种主张，哪怕是合理主张都会受到来自自己人最为猛烈的攻击。
因此，要想把中国目前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关键是要抓紧制定中国的大战略，在战略设计、道统重建和制度创新上下工夫，积极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挑战。
首先，积极设计大战略，强基固本。面对新世纪的复杂挑战，从战略全局出发，中国究竟是做美国领导下世界秩序的参与者，还是要做世界新秩序的改革者？选择前者，就无法回避中西思想交锋的问题，无法回避是否接受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问题。选择后者，就必须提出一整套的改革战略和构想，并确立一步步地实现战略意图的行动路线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战略清晰要比战略模糊好，战略清晰了，如此庞大的资源调控便有了基础和根本。
其次，振奋民族精神，重整道统。在全球化时代，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我们是谁？”的疑问。中国无法回避来自多元移民社群的冲击，各种超国家认同、次国家认同、族群认同都在慢慢侵蚀着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传统的中华道统陷入危机。中国需要从草根领域行动，推动自梁启超、胡适、顾准等历代先贤承继下来的中华道统创造性转化，确立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中华价值系统。
最后，大力推进国家转型、创新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民族国家是一个国家适应工业化时代制度的表达形式，也被称之为资源提取效率最高、功能最为强大的现代组织形式。然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民族国家正在慢慢失去其制度优势，“全球化的国家”（globalized state）的理念盛行：对内逐渐从硬统治向软治理和善治转型，对外逐渐从领土型国家向认同型国家转型，这就要求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四个制度领域进行一系列创新，积极建设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中国。（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