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犯’服刑11年，被害人现身”的新闻广为传播后，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向人民网通报赵作海一案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错案。再审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立即释放，并安排好其出狱后的生活。省法院纪检组、监察室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虽然一起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但这其中的冤案悲剧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这个案子可谓疑点重重:从公安机关来看，一是警方确认无头、无四肢尸体为赵作海所杀后，没有追查凶器，更没有确定凶器所能造成的伤痕是否与尸体的伤痕相符。无头尸缺失的其他部分，按供词也并没有找到，不符合我国法律对杀人罪定性的要求。二是警方先后做了4次DNA测试都未确定死者身份，而最终却把尸体确定为赵振晌。三是当时警方根据残尸，确定死者身高为1.70米，但失踪的赵振晌身高只有1.65米。
从检察机关看，在清理超期羁押的案件时，商丘市政法委等多次就该案召集开会，研讨案情。检察院最后放弃了DNA鉴定没有结果这一疑点，进行了公诉。
从法院环节来看，尽管在庭审时，赵作海和他的辩护律师都否认了杀人一事，但法院还是全部采信了公诉人的意见，认为赵作海曾经做了9次杀人的笔录，所以当庭否认未杀人不可信。这样，“赵作海”案又失去了一次纠错的机会。
本来，公检法三家的关系，应该是互相配合、互相监督的关系。稍微细心一些，秉承科学态度，在相互监督的情况下，冤案形成的几率较小。可在这里，“互相监督”的关系“消隐”了，只剩下了“互相配合”的关系。
是什么使得赵作海案一错再错，直至走火入魔？赵作海被冤枉判刑后，为什么不想“再折腾”？为什么会存在刑讯逼供现象？就本案来说，公、检、法三家都没有坚持法律对杀人罪定性的要求，也没有按照“疑罪从无”原则来办案、判案，而商丘市政法委似乎在其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们注意到，这种现象不是个例。许多地方发生大案、命案，就急于尽快破案。公安机关一把手可能会亲自到现场，直接指挥，盯案不放，组织专门力量，提出“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用”的口号，限期破案。对大案要案命案，社会当然都期待能百分之百地侦破，将罪犯绳之以法。这种主观愿望，都不错，问题在于，事实证明，主观上的努力往往与现实存在差距，一些重大、复杂的案件，未必能在短期内水落石出。而行政的干预和片面的追求“破案率”，却使得公、检、法在一些情况下，成为事实上的“一家”，缺失了相互监督；使得某些公、检、法的办案人员滋生了畸形的政绩情结；也使得刑讯逼供有了原动力。在这种氛围下，为了不落后于人，为了得到上级的表彰，难保有人不会“走火入魔”，难保判案不会“剑走偏锋”。此前的佘祥林案，这次的赵作海案，都是活生生的教训。
虽然还有一些教训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总结汲取，但眼前，以此为契机，树立科学的政绩观，规范执法行为，应该是我们广大的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做到的。如果罔顾这些底线，佘祥林、赵作海的冤案不会终结，“亡者归来”的骇人怪事还会发生，甚至还会产生这样的悖论：维护社会公正的愿望恰恰破坏了司法的公正。（作者：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