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昨日刊登一篇长文：《该不该“特赦”贪官》。近一个时期，或者说十八大以来，党内外反腐呼声日趋强烈，新的反腐大戏拉开序幕，几只“老虎”、几十只“苍蝇”才被打着，便有“特赦贪官论”跑了出来。
如同多地迅速出台以保护隐私为名的限制“以人查房”实则保护“房多多”一样，“特赦贪官论”也有一个借口：赦免贪官原罪，唤起他们支持政改。原文引述了历史学者吴思、反腐专家李永忠以及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我这里转引如下：
例如，吴思从转型交易的角度，认为政改启动后，法制的进一步完善会使一部分贪官的腐败罪行被清算，同时政改过程中他们的权力被削弱，使他们在政改后的自保能力不足。一部分地方官员出于对此的忧虑，对政改的态度消极，而“特赦”则可以安抚这部分官员，从而减少政改的阻力。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则表示，如果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以换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如果用“绝不赦免”的方法，抵抗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会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
张维迎也认为，反腐的目的是建立廉洁、高效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而反腐，更不是为了杀人。他建议，以十八大为界线，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账旧账一起算。张还主张，为求得民众理解，应展开全民大讨论，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张预计，“特赦政策实行一两年后，民众就会认识到特赦的好处”。
《该不该“特赦”贪官》一文作者在引述吴、李、张的观点后，又进一步有所发挥，妙不可言地独创了“贪官理性论”：“这里的原因在于，从理论上看，特赦之目的，是为了唤起贪官对政改的支持。中国目前以及今后的发展，受制于政改的不深入。政改所以不深入，又是因为这是一场触动现行体制的大变革，现行体制的受益者，在未来的政改中，将很可能成为被改革的对象。而贪官，作为非法的受益者，无疑是改革的对象。但是他们又是握有权力和资源的一个群体，如果他们有抵触情绪甚至反对改革，除非政改采取一种类似革命的暴风骤雨的激烈形式，否则，改革就很难推进。这种情况下，赦免贪官罪行，换取其支持改革，就成了虽不令人满意却最具可能性的选择，也就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贪官也是有理性的，与其反对政改而在未来遭到清算，不如现在接受赦免以支持改革。”
中国的一些学者、专家喜欢纸上谈兵、自说自话、一厢情愿、自我意淫，缺乏对人类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
与贪官搞政治交易，我免了你的贪腐之罪，你来支持我的政治改革。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上，有过这种成功的先例吗？哪个国家、哪个社会的进步，不是通过革命，不是通过改革，而是与贪官交易获取成功的？野猪都不相信的事情，专家、学者想让全党和全国人民相信，未免太荒唐了。
政改也好，反腐也好，本身就是一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事情。反腐是政改的一部分内容，政改必然要摧毁腐败的政治基础。与虎谋皮式的反腐，只能葬送政改，不可能成功。景阳冈上的武松，不是打死老虎，就是被老虎吃掉。反腐也是如此，你不打死老虎，最终就被老虎吃掉。蒋经国1948年跑到上海“打老虎”，没有打死老虎，老虎把他吓跑了，和他爹一起跑到台湾了。如今“打老虎”再失败，只能跑到钓鱼岛了。
政改要唤起的不是贪官的支持，而是党心、民心的支持。不从党心、民心中获取政改的力量，却要从贪官那里寻求支持，听了这些专家、学者的建议，后果只能是党心、民心丧失殆尽，加速自我灭亡。谁反腐败，谁就赢得了党心、民心，谁就拥有了执政的合法性。党心可用，民心可用，机不可失，时难再来。气可鼓不可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要证明“特赦贪官论”在中国行不通，不必搞什么全民公决。要证明“贪官理性论”根本不存在，也非常简单。举近日发生的一件事例吧：因贪污受贿入狱11年的前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改造不足7年就出狱了。我们假定这也是“特赦贪官”。结果如何呢？当地一些官员和煤老板及名流富商争相迎接，其礼遇犹如英雄凯旋。中国要真搞什么“特赦贪官”，老百姓不被活活气死，那就只有揭竿而起，还能指望“特赦贪官”领导或支持人民搞政改？你看中国的贪官有点理性吗？有点理性的贪官提前出狱“特赦”之后一定是偷着乐，或羞于见人，哪有这么高调亮相的？“特赦贪官论”、“贪官理性论”被侯伍杰和他的同道中人用行动宣告从此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