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讨千元工资，得办9种证；“4次还嫌急，还有20多次的呢”……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尽管多部门联动推动“清欠”工作取得效果，但一些被欠薪者仍备感无助与无奈，频繁遭遇“弹簧门”。艰难讨薪的背后，折射的是一些部门“踢皮球”式的工作作风难改。（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8版）
讨薪当然不能空口无凭，必须提供证据。保留和提供必要的证据，原则上说确实是讨薪者的责任和义务。但要求讨薪者办9种证，是不是超出了必要的程度？
比如“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用人单位不给怎么办？工人要政府部门帮助讨薪的情况，多是遭遇恶意欠薪，要恶意欠薪者配合工人讨薪，岂不是与虎谋皮？而“公司登记情况”，劳动监察部门完全可以通过政府信息网查询，正是为了提高效率，政府才不惜巨资建设网络系统，舍不得用它为群众服务，其用途岂不大打折扣？简单的事情非要复杂化，绕开捷径让群众跑腿，不会是故意让群众越麻烦越好吧？
原则上说，讨薪者自己提供证据是义务，然而政府部门却不同于法院民事庭——所有的问题都奉行不告不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行政执法的主要特征，就是执法主体的法定性和国家代表性，执法具有主动性和单方意志性。就是说，对于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损害国家、社会和公众公民利益的违法行为，应主动检查、介入和处理，而非不告不理，并有调查取证的责任。所谓执法也是服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欠薪讨薪早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政府部门还只是坐在办公楼里等待维权者上门投诉，你不来我就不管，甚至你来了，我也只能照搬条条框框的官僚程序处理，没有一点灵活性、主动性，这不该是现代政府的作风。
官员们往往会说，欠薪案子太多，执法资源有限，力不从心。但我认为不全是这么回事。法律与执法的有效性，更多的情况应由查办案件的震慑效应决定，比如警察不可能抓获所有的小偷，但抓小偷的过程足以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令他人收敛或不敢从事这一行当。劳动监察部门如果经常主动调查、严厉处罚一些欠薪单位，直至移交司法，老板们都知道欠薪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欠薪问题还会这么普遍、这么严重，以至于年复一年，越处理越多吗？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欠薪成本甚微或几乎无成本——顶多是最后兑现工资了事，而讨薪成本却越来越高，要办9种证、跑20多次……欠薪的老板们会不会偷着乐？如此简单的问题，官员们真的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