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婚检率已由10多年前的接近100%降至2011年的7%，成为“全国倒数第一”。同时，另一方面，随着2003年北京市取消强制婚检后，全市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一倍。针对这一状况，近日北京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不会恢复强制婚检，但会从便民性出发，提供婚姻登记前的一站式婚检等服务，相关举措将于近期公布（8月27日《北京晨报》）。
自从2003年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后，关于是否有必要恢复强制婚检的争议一直都在持续。赞成恢复强制婚检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理由是，取消强制婚检后，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大幅度上升，出于提高人口素质的考虑，有必要恢复强制婚检。这是很多地方强制婚检“回潮”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是此番北京市卫生局之所以表态不恢复强制婚检的“起因”。
应该说，以新生儿缺陷率大幅度上升为由要求恢复强制婚检，还有很大的市场。今年2月，广州传出有意恢复强制婚检的消息，虽然事后被证实为以讹传讹，但当时是否恢复强制婚检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在新浪微博发起的一项投票中，支持恢复强制婚检的投票者占了72%，由此可见恢复强制婚检的声音之强大。
不过，恢复强制婚检的理由看似理据十足，但很难让人信服。取消强制婚检率的确导致了婚检率的下降，但是婚检率的下降是否就意味着问题一定会增多？或者更确切地讲，婚检率下降是否和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科学严谨的实证论证，而不是把两个可能有关联的数据简单地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就轻率地得出需要恢复强制婚检的结论。
更进一步讲，如果说婚检仅仅是在某个时间点对当事人的身体状况进行静态检查，那么产检则是对新生儿是否会有缺陷的及时动态检查，理论上普及产检应该比恢复强制婚检更能减少新生儿的出生缺陷率。毕竟，不管是否赞成恢复强制婚检的当事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生出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更何况，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提高与环境的恶化、生活方式的不健康以及高龄产妇增多等多重因素也有直接关系，凭什么断言取消强制婚检就是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提高的“罪魁祸首”？
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市卫生局不恢复强制婚检的表态，体现了一种难得的行政理性，即面对关系公民基本权利的重大事项，作为行政主管部门不盲目“跟风”，反倒能够保持一种客观审慎的态度——不是心急火燎地担心自己是否“放权放过了”，而是反求诸己，反思是否自己提供的配套公共服务还不够到位使得自愿婚检的社会认知度还不高，从而今后应通过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弥补”放权后自愿婚检率下降的尴尬。
当然，为北京市卫生局在恢复强制婚检上保持的行政理性喝彩的同时，也应该解决“立法打架”为恢复强制婚检提供的可乘之机。《婚姻登记条例》虽然取消了强制婚检，但母婴保健法关于强制婚检的规定并没有废止或修改，由此就导致恢复强制婚检其实一直有法律在撑腰。2005年，黑龙江省在修改该省《母婴保健条例》时，就依据母婴保健法的规定，恢复了被《婚姻登记条例》取消的强制婚检。因此，将母婴保健法的修改提上议事日程，也不失为不恢复强制婚检的理性撑腰的一种鲜明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