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仅半年后,廖某已花光了所有积蓄。为了让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医院公章,并用这个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而他自己患有糖尿病和肺结核却从不去医院。7月11日,廖某因诈骗罪受审,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本报今日A17版)
私刻公章,诈骗金额达17万元,这样的犯罪行为,没有被网友苛责与批评,相反,“有情有义的汉子”等赞誉却在新闻跟帖里扑面而至。如此的吊诡,无非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缺乏大病救助的尴尬困窘里,个人的人性之恶,很容易被感同身受的公众给予体恤与谅解,并引发对制度无力的责难。
我们自然不能原谅廖某私刻公章的举动,但对于其宁可自己不看病,也要为患重病的妻子看病,甚至冒犯罪风险的这种不离不弃的情怀,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事实上,廖某并不是天生品行不端之人,其下岗后开摩的拉活,勤劳本分,但在透析半年花光所有积蓄的沉重压力下,救妻子,成为铤而走险的理由。
如果我们的医保制度庇护到位,这样的悲剧显然可以避免。当前,有关大病救助的制度依然无力,对于如尿毒症这样的大病来讲,如果没有政府层面的救济与兜底,“一场病消灭一个中产”并不是寓言。
大病救助机制是责任政府的体现与担当,在关键时刻,政府和制度有必要帮帮那些处于困境中的患者及家属,只有搀扶起这踉跄的人性,才能避免更大的恶与不良后果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