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娄底，一家三口下河游泳溺水，幸而得到好心小伙施救脱险。三人相继被救起后，竟置男子于不顾，驱车离开。施救者最终体力不支遇难。据悉，获救者离开时曾有人试图阻拦，对方还回称“关我什么事”。
此事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不少网友对施救者表达哀悼的同时，纷纷指责获救者的冷漠无情。
且不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将心比心，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抛却生命为代价挺身施助，受助者获救后的不闻不问，甚至有违人性，让人心寒。社会指责是对这种无情乃至无耻的愤怒，也是基于个人情感的表达。
许多人为施救者邓锦杰抱屈，认为牺牲掉性命，救回的却是无情无义、自私自利之人，非常不值得。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救人本身出自良善本能，而非权衡算计。自私无情的人总会存在，施救对象的品质并不会降低救助者灵魂的高度，更不能因为自私无情的潜在性，而不去践行高尚行为。
放在个人情感的框架下，我们希望行善者被感恩，被尊敬，被记住。在施救者与受助者的关系里，我们鄙视、唾弃背信弃义的受助者。可是，施救与受助难道只发生在救助施受的彼此之间？
本质上说，救助行为代表的崇高精神也是社会道德的最高标尺，它的意义是公共性的。如果说受助者是从行为中直接获救，那么整个社会则是从精神上被救赎。物欲横流、道德滑坡、不公不义、虚伪谎言，无论你曾经经历过或看到过什么，是不是因此而对生活的社会埋怨、失望。那些具有价值指引性的高尚行为，总能让人看到正面的力量，阳光的所在，希冀的值得期盼，照耀着我们向光明迈进。每一次救助都是对公共精神的振奋，唤起公共人的觉醒。
既然救助不是对一个人而言，其实施救也可以是公共的。我们往往很容易理解前一种情况，歌颂英雄，表彰模范，却在公共施救者的位置上表现乏力，某种程度上，公共施救的理念甚至未能进入公共意识层面。
公共施救，对于那些身处困境者、被践踏者、孤立无援的弱者，不是试图理解、不是怜悯、不是同情，而是以我们中的一分子平视，感受到作为人的权利的一部分被侵蚀。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施救是共同的捍卫，为生存、为尊严、为平等。
不可否认，网络时代、自媒体，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平等的话语平台。较之以往，广义的声援与公共呼吁的路径得到了拓展，也更为频繁。然而，共同生活场景下，相互关联的共同体之间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共施救仍难建立。可以看到，在许多维权事件里，公共舆论、社会各界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但越是靠近事件，接近真相，与无助者紧密联系的人，往往噤若寒蝉。他们未曾想过，今天放弃对别人的施助，可能有一天，自己也会被别人放弃。
与其把焦点放在一次救助行为中一对一的“道德约束”，作为公共人之一的我们，何尝不应把自己置身于公共获救、公共施救中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