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能等待就挂号，不能等请去其他医院！”，“不管你是发烧、拉肚子、咳嗽或者手足口病，都要等6~8小时”。5月21日晚，有网友发帖称深圳市儿童医院挂号处张贴赶客告示，引起广泛关注。22日，医院表示，告示纯属个人行为，已通报批评该员工。（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9版）
虽然，“赶客告示”已被证实为“个人行为”，但“告示”所见证的“儿童看病难”，显然并非个人看法、更非个别现象。据该医院解释，“由于儿科医务人员严重不足，病人候诊时间确实较长，医院工作量远远超过了医院的应诊能力”。事实上，这种“远超应诊能力”、须漫长等待的“儿童看病难”，远不止是深圳的特有现象，而是几乎全国所有儿童医院都普遍面临的困境。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仅有儿童医院68家，为1.3万家医院总数的0.52%。同时，儿科医生本身也同样严重匮乏不足，2008年全国共有儿科医生6.17万人，但0至14岁的儿童却有2.3亿，参照美国比例，我国至少还缺20余万儿科医师。
而儿童医院不足、儿科医生不足，显然又并非时下儿医困境的全部，与之相互伴生的还有“儿药”的极度匮乏。资料显示，在我国3500多个药物制剂品种中，儿童药物剂型占比例不足2%。现实中，针对儿童用药，往往只是在成人药品后简单标注“儿童减半”。而儿科专家告诉我们，儿童并非“缩小版”成人，“减半”用药并不科学。日前媒体报道的“12岁以下儿童禁用尼美舒利”，可以说便是这种“儿药”困境的一个鲜活例证。
一面是极度的“缺医少药”，医疗资源严重匮乏，一面又是2.3亿儿童巨大而迫切的医疗就诊需求，如此强烈而巨大的供需矛盾和反差，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我们长期不能增加医疗资源的供给、加大对儿童医疗的投入？
据业内人士介绍，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源自儿医“高成本、低收益”的特殊性。一方面，从医学角度看，囿于儿童生理（更为娇嫩、脆弱）和心理（儿童往往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病理特征）的特殊性，相比其他面对成人的医疗，被称之为“哑医”的儿医，往往需要更为高超精湛的医术，也常常伴随更大的医疗风险。另一方面，从经济角度看，由于“儿科患儿用药量小”，“儿童患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儿医的经济效益往往很差，“不像老年慢性病那么‘赚钱’”。
由此不难看出，时下我国儿医的困境，事实上是目前我国各种既有医疗痼疾的一种集中体现和典型症候。比如“国家政府对公益医院的投入严重不足”（2.3亿儿童却只有68家儿童医院、6万多儿科医生），“公益医院的严重逐利化”（不赚钱的医疗项目便不受重视），“医术仁心能力的严重不足”（轻视对儿医这类需要高超精湛医术的医学、医生的培养），“医疗补偿依然高度依赖以药养医”（儿医用药少，所以儿科医生待遇低）等。
就此而言，对于当前正在艰难推进的新医改，“儿医”或许正是一个最迫切急需攻关的重点难点，同时也是评判和见证医改成效的重要“试金石”、“检测仪”。（张贵峰 媒体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