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至5日，杭州接连发生3起房闹事件。导火线都是房价下跌给老业主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开发商拒绝补偿差价。据媒体统计，年初至今，此类事件在杭州已经发生近20起。（见5月6日《现代金报》）
随着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发力，“房闹”的尴尬，不只是杭州一地的事情。于规范市场而言，没有什么比契约精神更值得信奉与敬仰。即便是自住型需求，买房也改变不了投资性事实。那么，潮涨潮落、价升价跌，不过是货卖当时、愿赌服输罢了。早在去年楼市调控早期，就有开发商在降价维权纠纷中打了一个极端的比喻，“不要说降价，就是开发商把房子全部送人，也是他的权利，与卖给老业主多少钱没有关系，这是由合同的相对性决定的。”这类合同其实与购买民航机票一样，同一架飞机上，有的人出了全价，有的人是三折，出了全价的人难道可以据此指责民航欺诈消费者？
有人说，“房闹”其实就是耍流氓。不仅情理上说不过去，法理上更站不住脚。只要购房合同里没有“降价必补”的承诺，那么，所谓“升值空间”的吆喝，不过就是“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祝福罢了，当真不得——不然，超市卖场的“促销打折”，岂非举办一次就要遭遇消费者维权一次？自愿买卖，白纸黑字的合同在，一切就都是定数。
这些道理，“房闹”未必是真的不明白。但既然真的“闹”了起来，恐怕就不能只是靠普及契约意识就能解决问题。有专家认为，我们社会的基本框架和大部分运行方式，不是以契约为基础建立的，而靠一种综合的、混沌的、笼统的“势力”来决定格局，不管形式上的契约或法规怎么样，谁心里都以为，决定性因素在于这个团体制造的压力大小，如果某些部门承受不了压力，就可能改变，现实中不断出现类似案例。换言之，民众是从现实经验，认定了“闹”能制造一种压力场，进而达成自己的目的。
譬如“拦飞机维权”，冒着性命危险做着不合法的事情，说起来真是“恶例”，但拦飞机之“恶”与合理救济规则缺位之“恶”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几天没有结论的问题，一“拦”就于数分钟内和解，这果真是息事宁人、抑或本就内心有愧？在“医闹”的历史性症结上，这种博弈失衡后的乱象表现得更为明显。“不闹不解决、大闹大解决”已经成为某些领域的明规则，既然“情势”大于“规则”、既然“压力”高过“契约”，“房闹”的出现，何足为奇？
楼市调控如击鼓传花，总有人要做最后的埋单者。可惜，“房闹”不认同这一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