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红基会下属“仁爱基金”被曝向陕西大型国企和地级市老干部局捐赠上万辆劣质自行车。4月26日，中国红基会回应称，主持这次捐赠的仁爱基金志愿者时进龙曾是他们聘任的志愿者办公室主任，是“到期的临时工”。(4月27日《华商报》)
面对一起漏洞百出、丑态百出的劣质捐赠事件，一句“到期临时工”便成了红基会的堂皇“回应”，真是“不回应还好，越回应越让人恼火”。无疑，相比劣质捐赠事件本身，这一所谓的“回应”同样也是劣质的，并且社会效果更为恶劣。
很明显，这样的恶劣回应，并没有向公众真正澄清有关劣质捐赠的事实。比如，“骑两下就爆胎”的劣质自行车，何以堂而皇之地成为捐赠品？自行车出厂价只值140元却宣称700元，巨大的差价装进了谁的口袋？所有这一切，又怎么可能只是一个“到期的临时工”就能独自完成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拿“到期临时工”说事的回应之中，面对劣质捐赠事件，红基会方面并未流露出多少歉疚、反省之情，相反，却极尽能事地去“敷衍塞责”、“文过饰非”。
慈善是一种建立在良心和真诚基础上的事业，这种良心和真诚，既依赖于每一个具体的慈善民众，也依赖于高度社会化的慈善组织，它既是尽心捐赠奉献的良心和真诚，也是尽力珍惜善待每一份捐赠奉献的良心和真诚。
从“红十字会与郭美美无关”到“时进龙是到期临时工”，从频发的劣质捐赠丑闻再到不断重复上演的劣质回应，我们想大声质问一句：眼下中国的慈善事业，还能禁得起多少这样的伤害，而作为慈善组织的红会自身，还能禁得起多少这样的透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