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雷锋离开我们已经50年了。在离开雷锋的日子里，人们颂扬雷锋、怀念雷锋，也在以自己的行动学习雷锋。就在过去的2011年，我们就看到了20年坚持义务献血、传承爱心的郭明义，以卖羊肉串为生的慈善家阿里木，孤寡老人的好闺女林秀贞，一个人感动了一座城的孟祥斌……无数雷锋的传人，在以自己的方式发扬着雷锋精神，续演着“雷锋的故事”。看到他们，我们会十分欣慰：雷锋精神仍在，“雷锋”就在我们身边。
可在有的地方、有的时候，人们又会遇到一些不愉快、不舒服、难接受的事情，诸如机关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啦，一些按正规途径很容易就能办成的事情非要托关系挖门子费好大周折才能办成啦，本来无偿的服务变成有偿啦，求医看病要给医生护士塞“红包”啦，等等。就连好心好意救助他人的义举，也惟恐被人当成“驴肝肺”而心怀忐忑、不敢“滥”施。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们又觉得雷锋精神似乎离我们很远，“雷锋”跟我们很陌生。
矛盾吗？矛盾，又不矛盾。在市场经济时代，特别是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观念是多元的，精神操守是多元的。乐于助人、偶尔助人、不愿助人，各种层次的人并存，这就是多元化，这就是社会。过去，在“一元化”时代，凡事讲究“一刀切”，学雷锋也不例外。要学大家都学，谁也不能例外，不管自愿不自愿。在“改造世界观”的口号下，情愿的和不情愿的，都算学了雷锋、做了好事。其实，关爱他人、助人为乐是一种素质，是长期修炼和培养的一种习惯。什么是素质？那是融化在血液里、凝结在生命中的本能。它是靠平时的培养和积累而成的。一事当前，只能这样，没有第二种选择。那边小孩从楼上往下掉了，这边还在考虑：是接还是不接？现想是来不及的，只能靠本能、靠习惯。
这种本能怎么才能形成？当然要靠个人的努力，但又不能全靠个人。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时势造英雄。雷锋的出现、雷锋精神得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说是有赖于我们这个国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奋发争先、积极向上的社会大环境。雷锋首先是社会的产物，然后才能谈到个人的历史作用。学雷锋，党的组织、政府部门、社会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冲”在前面。领导机关从制度、机制、政策的制定上，要将自己准确地定位在“为人民服务”上；各级干部在工作中处处彰显的应当是“人民公仆”和“人民勤务员”的身份，而不是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所谓“上行下效”，上面不让雷锋“靠边”，下面就不会让雷锋“受气”。如果领导层面被“权”所困、被“利”所扰，心猿意马，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无疑是在向雷锋精神泼冷水。一个相当级别的贪官“背叛雷锋”会导致多少普通群众为学习雷锋的实践而伤感、寒心？！所以，各级干部学雷锋、当雷锋，比老百姓学雷锋、当雷锋意义更重、影响更大。“上面”带头，越来越多的“雷锋”才能健康、茁壮地成长，进而蔚然成风。
不从培养素质入手，不考虑人们的接受心理，用搞运动的方式学雷锋，很容易导致形式主义和走过场。一些地方，平时不倡导和鼓励人们做好事，一到每年的3月5日前后，就把人们一股脑儿地赶到养老院和一些公共场所义务劳动、学雷锋。结果闹出了养老院的老大爷一天之内被洗了若干次澡、过马路的老太太被做好事的“雷锋”们扶过了好几次马路的笑话。受助的人被搞得无所适从、啼笑皆非。好事没能办好，倒成了旁观者的笑柄。也怪不得别人讥笑。雷锋做好事从来都是为别人着想的，可这种形式主义的“学雷锋”完全把做好事当成了一种任务，甚至是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全然不考虑受助者的感受。这种适得其反的“学雷锋”谁会欢迎呢？但愿，别再把学雷锋搞成“一窝蜂”式的强制行动，别再把群众学雷锋“导演”成为领导者扬名立业的“政绩秀”，而是应该静下心来，在启发人们“为他人着想”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激励和培养 “助人为乐”的素质上好好下一番功夫，并以实际行动带动和影响群众的整体素质。
素质提高了，学雷锋自然也就成了习惯。到那时，雷锋和雷锋精神将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