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1+1》节目4月10日报道，有央视记者作了一个调查：投递100封平信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熟人，并通过与收信人联系来查看信件最终寄达情况。调查的结果是，其中的33封信没了下落。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政业务客服称，平信的丢失没有办法查询，并且无法赔偿。
平信丢失不赔，听起来不可思议，却是事实，而且还有法律上的依据。2009年修订后的邮政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邮政企业对平常邮件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邮政企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平常邮件损失的除外。”通常认为，这是邮政部门借助自己的垄断地位，通过绑架立法的方式让“霸王条款”披上合法外衣的结果。
这样的观点不能说没有任何道理，但是并没有看到“平信丢失不赔”的特殊性。平信邮寄之所以“平常”，恰恰就在于它的效率优势上，寄信人根本不需要履行任何交易手续，只需要将附有足够邮资的信件投入邮筒，就与邮政部门建立了信件邮寄合同。这种交易的便捷性决定了交易的不可证明性，即一旦发生邮件丢失，寄信人很难证明自己和邮政部门之间曾经订立过这样的合同。
既然作为弱势一方的寄件人在举证上存在困难，是否意味着可以套用民法上的“举证责任倒置”，把举证责任加诸邮政部门，即只要邮政部门无法证明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投递义务，就要对信件丢失承担赔偿责任。这显然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平信投递的便捷性，不仅对于寄信人有效，对于邮政部门也同样适用。
如果要求邮政部门承担举证责任，就意味着它要把每一封平信都做成可以跟踪查询的“给据邮件”。这不仅事实上取消了平信这种邮寄方式，而且也让邮政部门陷入“任何人都可以主张其违约”的境地。在“举证责任倒置”之下，一个即便没有寄信的人一旦主张邮政部门丢失信件要求赔偿，那么邮政部门肯定败诉，因为纵然邮政部门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从一个不存在的事实中证明自己承担过履约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平信丢失不赔的法律规定看似不合理，实则有其合理性基础。因为平信交易的便捷性这一效率要求决定了平信是否交寄、是否投递等多个环节都具有不可证明性。即便法律没有相应的“平信丢失不赔”或者有“平信丢失应赔偿”规定，寄信人没有未雨绸缪的前期取证，也很难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过这样的信件邮寄合同。这说明“平信丢失不赔”不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而是一种由于邮政投递机制决定的交易机制。
或许有人会认为，像央视记者这样的实验性调查证明，一些平信丢失的确存在，而且邮政部门在其中也有明显的失职之责，难道法律就要眼睁睁地放任这种违约行为吗？要知道，在法律上，诚实信用原则是“帝王条款”，如果没有诚信履约作为保障，则说明交易是不安全的。没有交易安全，再高的交易效率、再低廉的交易费用，也不会催生交易行为。正如人们选择平信邮寄，不仅是因为邮资较低，更因为对邮政部门有一种底线信任。
也就是说，对于邮寄平信这种高效率的交易行为，若要保证其交易安全，即邮政部门一方能够诚信履约，在法律上规定其丢失赔偿责任并不是灵丹妙药，而应当从重建行业自律、塑造行业职业道德入手解决。当然，这就需要引入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机制，让邮政部门的内部运转机制更规范、约束更严格，从而不断降低高效率之下的平信投递丢失率，这应该说是比法律规定赔偿责任更合理也更有效的约束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