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名女子在福建晋江一杂货铺偷两个面包时，被店主当场抓住，店主将其绑在电线杆上，并在其胸前挂上写有“我是小偷”的纸板。店主表示“现在的小偷太猖獗，没关几天，出来后又继续偷。这已是近日店里第4次遭贼偷了，防不胜防”。（4月8日《东南早报》）
对小偷被示众，我有过亲身经历。一次是在初中时，值夜班的老师抓了一名小偷，据说已经打了一个晚上，次日当我路过时，有老师叫我过去，指着小偷说，你也打，不打白不打。另一次是在高中时，一名小偷被拷在学校的大门上，满身的鲜血，有同学告诉我说，这就是小偷的下场。长大以后，我慢慢明白，这样对待小偷是不对的，是一种“以暴制暴”行为。
在我所在的武汉光谷，则发生了一起“被小偷事件”：七旬汪婆婆在家乐福光谷店购买麦片时获得4袋赠品，结账时却被要求付钱，争执就此而起，最后还被列入“窃嫌”名单；为自证清白，婆婆当场下跪——最近，东湖开发区法院一审判决，家乐福光谷店向汪婆婆书面赔礼道歉，在店内张贴道歉信，并赔付精神抚慰金5000元（4月7日《长江商报》）。从这个角度看，随意将小偷示众不仅是违法行为，还很容易造成严重后果——是不是小偷，并不是店主说了就能算的，需要警方乃至法院的介入。
网友评论说，“她偷的不是钱，她需要的是生存；你绑的不是贼，而是一个弱者；围观的看的更不是一场好戏，而是一个尊严被肆虐摧残的悲剧。”可以看出，对于“示众小偷”，绝大多数人都是反对的。为何在现实中却屡屡出现呢？在我看来，这一方面在于“以暴制暴”的传统心态，另一方面，则在于法治理念尚未深入人心。于是我们看到，“示众小偷”多发生在中小城市，发生在弱势群体之中。
拿什么拯救你，被挂牌示众的小偷呢？最直接的，是要发挥媒介的普法功能。“示众小偷”已被媒体一再批评，为何还是发生呢？关键原因，还是一些人不看报，不上网，不能理解背后可能导致的违法后果。在我看来，对“示众小偷”，警方不仅要指出其“不妥”，也要通过媒体“警示”民众。依法办案本是最好的普法。从这个角度看，警方能否依法正确处理每一起“示众小偷”事件，可谓迫在眉睫。
从长远角度，则需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民众为何“崇尚”滥用私刑？关键原因，在于法治的不彰。于是，在一些地方，警察与小偷早就成了猫鼠游戏；“示众嫌犯”仍是政法系统的规定动作。更有甚者，即便被媒体曝光，地方政府仍不知道错在哪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倘若政府仍然继续“示众嫌犯”，倘若公权力也不信仰法律，民众会不断“示众小偷”，会继续依赖“以暴制暴”，也就不难理解了。
1935年，纽约市长拉瓜迪亚旁听贫民区一桩庭审：老妇为孙子偷面包被罚10美元。审判结束后，市长脱下帽子放进10美元，说：“现在请每个人交50美分罚金，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每一个偷面包的女人背后，可能都有一个这样的故事。随意“示众小偷”，不仅是一种冷漠、是一种罪，更可能掩盖了这社会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