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东省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修订草案)》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说满篇都是罚款，担心部门利益法律化，建议省人大法工委多听听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意见。欧主任言辞殷殷，切中肯綮，但愿有关部门能够好好落实。
但我觉得这个草案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其他，那就是：没有明确房屋出租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并给予充分的尊重，也没有明确公权机构的权力界限，最终导致出租人权利不保却强制性责任无限———从现代政治的角度考察，就是合法性有问题。
站在房屋出租人的角度，我凭什么要去做那些？我凭什么要去检查承租人的身份证，并且还要登记，并且还要配备租住人员信息采集系统，即时采集信息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告？我凭什么要去监视承租人的一举一动，以便发现他违法犯罪的什么动向？正如一位常委会成员说的，“租我房子的人犯罪了跟我有什么关联？”……所有这些质疑有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房屋出租人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享有完全的权利主体地位，他所关心的只应是自己的房子能不能租个好价钱，以及租客是否可靠：是否按时交房租、会不会损毁他的房子、会不会大声喧哗影响左邻右舍、会不会逃租，等等。他也许会查看他的身份证以弄清租客的来历，但目的都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
但在这个草案中，房屋出租人显然没有享有这种权利主体地位，他成了有关部门的眼线、耳目，而且还是义务的、被强制的，甚至是无条件的：草案似乎连这样做的合法性依据都费事详细交待，只是一味地强制威逼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会怎么怎么样———权力毫无边界，真的是“无远弗届”啊。
这一草案规定为何如此这般，尽管缺乏详细交待，但其背后的说辞大家是知道的，那就是少啰嗦，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如臂使指”，其背后的法理依据无非是国家、人民、群众、集体、大局等等这些宏大的道德叙事。在“德位合一”的政治传统中，宏大的道德叙事往往与强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其情形就是“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面对这吓死人的一套又一套道德说辞，民除了乖乖服从，还能有什么呢？现在推出的这个草案，其内在理路似乎还残留着“政治传统”的某些遗绪，难怪有委员说是“倒退”。
汪洋书记有言，要用良法善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我认为，这个提交给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广东省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并非良法，也未必能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