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针对“哈医大附一院医生被残杀”事件，卫生部指出要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要求对医疗机构门急诊、病房等重点科室、部位，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合理调配保安力量，确保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得到保护。3月23日，该院一名未成年患者李某，持刀砍死27岁实习医生王浩。目前，凶手李某已被抓获（3月28日《京华时报》）。
权威管理部门跟进表态，虽然很有必要，也属题中之义，但我以为，这样的表态还只是停留在要保证医生安全的浅层面上，略显情绪化，尚未抵达问题之本，甚至不像是真正意义的深刻反思。
几个月前还在父亲面前炫耀着一身白大褂如何帅气的王浩，如今却与父亲阴阳两隔，再也不能坐诊为病人疗伤。可以说，王浩用年轻的生命为仍存缺漏的相关医卫体制付出了代价，而相关部门仅仅想到要多装几个摄像头？这岂不让人心寒！
我们该深度反思了，医患和谐关系缘何构建得如此艰难，难点究竟在哪儿？是什么让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成为这么多人心中的“灰影”？这难道只能怪医护人员吗？恐非如此吧。面对血淋淋的惨剧，按理说，公众理当把鞭子挥向罪恶的杀人凶手，但在一项网络调查中，竟有六成民众对“杀医案心生高兴”。这样的“高兴”，当然不仅仅是继续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的惊悚，更让广大民众心生忧惧。显然，追问这样的尴尬调查结果因何而生的根由，比情绪化表达一下“严打杀医凶顽”要紧迫和重要得多。
再说直白点儿，是王浩为当前医者“为钱所困”悲情埋单。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内科专家刘琼芳，她70岁已退休，仍受聘工作在医疗一线。她从医56年，身患3种癌症、4次接受手术，从未开过一张大处方，从未发生过一起医疗纠纷和事故。为何像她这样的医生较少，原因粗略一想，似乎很复杂，其实不然。根源还是我们的医卫制度的设置不利于“刘琼芳们”大量诞生。良心医生的出现，更多的是靠他们自身良好的医德铸就。医卫土壤里，由于体制本身的欠缺，导致“功利因子”不断蔓延，让很多医生身不由己、开药捞钱。
有人将刘琼芳等良心医生的出现说成是“孤独的行吟者”，难以形成鲶鱼效应，这并不过分。当前，虽然我国执业医师法中对医生故意开“大处方”早有禁令，医生收医药回扣行为可面临吊销医生执业证书的严处；“两高”给“医生回扣”进行了法律定性：医生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财物，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但真正兑现惩处措施的极为鲜见。比如，彻底斩断医生与药品之间存在的利益链条，一直停留在呼吁层面，总在一些地方“试点”没完。
制度上面欲说还休，医生往往就欲罢不能。所以，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病灶仍然出在制度本身。一个医生收药品红包我们可以说是医德问题，如此高频率的“染红”曝光镜头，就早该从我们的制度本身去查找原因了。要控制医生开贵药，就需强化相关环节的用药监管，让医生与药品彻底隔离，并跟进严厉的法律惩罚制度，让违法违规开药的医生必然受到严处。要做到这样，其实不难，关键是我们须有紧迫感，早下决心。如此，被钟南山院士直称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才会尽快得到扭转，这类滴血的“杀医案”才能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