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次次公民质询信息公开事件都变成新闻“烂尾楼”，那么损害的不仅是某些部门的公信力，更将为城市治理罩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上周，北京市民刘巍“较上了真”，他向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邮寄了一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IC卡成本明细及巨额押金利息去向。“一卡通”每张押金20元，已发行4000万张，8亿元押金到底流向何处？刘巍的追问被媒体报道后，迅速升温成热点话题。
无独有偶，打假人方舟子上周也陷入了“公开门”。与他有关的“科技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资金”和“科技打假资金”累计接受捐款近百万元，但没有公布详细支出明细，也没有明确说法。
仔细分析，这两件事均由个人“发难”，之后引起媒体或微博网友广泛关注，知情人士提供更多信息，于是将事件推向更加公开的境地。在公民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时代，这种追问的广泛参与，给公开主体带来巨大压力，也给扩大信息公开带来可能。
然而，这种公开具有特殊性，比如，“一卡通”信息公开背后是4000多万张卡片主人，因涉及面广才备受瞩目，方舟子为知名人士而更受关注。但反过来想想，如果公开内容不是万众瞩目呢？如果公开主体为非公众人物呢？可以想象，依赖“秋菊上访式”的办法要求公开，通过微博和媒体呼吁公开，终究只是“非典型”的手段，不可持续。
不可持续的公开，其效果势必不甚了了。“一卡通”即为一例。一张卡20元的押金，利息微乎其微，但4000多万张卡积少成多，数字就“蔚为壮观”了。更何况，如果这些巨额押金，被挪用于各种高回报投资，收益会更加惊人，而这部分收益，从不公开，成为监管灰色地带。因此有人说，利益被“卡”住，道理也就不“通”了。事实上，对这样“道理不通”的利益问题，在2006年北京“一卡通”实行之初，就有媒体呼吁公开明细，也曾成为热门话题，但最后结果仍然不了了之。就公开“一卡通”押金使用情况，北京市政协委员石向阳曾六次提案，遗憾的是六度无果。
现在，“一卡通”押金疑云仍在弥漫，笼罩其间的不仅是多次要求公开的市民，还有“隔岸观火”的监管部门。“一卡通”收取押金，不独北京存在。全国各大城市加起来，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一卡通”公司一直三缄其口，其底气何在？有关部门为何面对公众质疑置若罔闻，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黑色利益链条？不免让人浮想联翩。无论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来说，还是从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角度来说，“一卡通”押金使用明细都必须公开。如果一次次公民质询信息公开事件都变成新闻“烂尾楼”，那么损害的不仅是某些部门的公信力，更将为城市治理罩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