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史学教授朱维铮3月10日逝世。去年12月15日，他最后一次公开授课，讲“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
朱先生毕生学术追求的要义，可用他两本名著的题目来概括——走出中世纪、求索真文明。这样一种坚守启蒙主义的立场，使得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课，具备超越大学课堂、超越历史学问、当为一般公众所了解的价值。
朱维铮讲了什么？
他讲了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的观念的变化过程；讲了作为历史概念的中国，以及作为政治概念的现代中国；讲了夷夏之辨，强调作为一个历史概念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文化或者华夏文化不是只有一种汉文化，而是包括非常不同的多元文化。
“所以我说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基本上就是统治的民族——或者统治的家族——自居为华夏，把其他的边疆族都叫做夷狄或四夷或诸夷。这种做法，影响到以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现在看来，我们要认识中国、要认识世界，恐怕有几条要防止：第一，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其实这还不是中华民族主义者，而是大汉族主义者；第二，恐怕我们眼睛要向内，最主要的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历史上会‘积弱’的东西；第三，恐怕我们在观念上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现在的许多认知，对中国与世界的认知，其实停留在孔夫子的时代，有的时候，连林则徐、李鸿章他们的认知都没有达到。李鸿章至少还知道，光是中体西用不行。”
“当然我们要比较，但是这个比较不要有那么多的偏见。我还是赞成鲁迅的话，‘批评必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人家是好的，你要承认，人家不好的，你可以批评。但是你自己呢？你自己不好的地方，你要承认。比如说我们的观念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的认知，与历史上的夷夏之辨的认知来比较一下，我们有多少跳出当年非常狭隘的观念？”
事实上，讲这堂课时朱维铮已罹患肺癌一年半，他出院不久就坚持要回复旦授课。据熟悉他的人说，那是朱先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用拐杖。教室在三楼，他没有让人搀扶，爬上去后“足足缓了半个小时”。
上海电视台《大师》栏目对这堂课进行了全程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就到这里”，朱维铮讲完最后4个字，起身退场，他仍坚持着不让学生搀扶，缓缓走进教师休息室。10天后，他入院，再没能出来。
“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是在朱维铮主持下开设的一门全校公选课，“开了好多年，成为一茬茬复旦学子的集体记忆”。毫无疑问，这是一门优质的通识课程。朱先生和其他几位授课教师，颠覆性地开拓了学生们的历史观。
朱维铮的弟子曾总结过：他化用欧洲的说法，将秦汉之后的中国定性为“中世纪”，而将中国在17世纪与欧洲重新接触后所走的路，视为一个“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中国走出中世纪是一次复杂转型，是中华帝国逐渐走向衰落，一个新兴国家逐渐崛起的过程。他还在《求索真文明》一书中提出，乾隆皇帝去世后，中国政治出现转机，正是在这种思想觉醒的时刻，中国人开始探究哪些才是对未来有用的真文明，哪些问题才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真问题。
有复旦学生回忆起朱先生为他最后一学期的“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讲的第一堂课。他谈到“我们的教育体制是如何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的”。
有人评价，朱维铮在这门课里传递的，实际上是一个警告：许多我们的历史“常识”、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其实充斥着谬误。而朱先生尤其值得敬重的，便是他那种对中国的自觉担当。
朱维铮的课“就到这里”，他的人生也“就到这里”，惟愿他的思考和求索远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