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的最新变化以及养老基金入市时机等民生问题，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议题。所谓老龄化社会，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对此概念的共同解释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
这是一个社会性指标，与此相应的还有一个经济性指标——西方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发展阶段通常是在人均GDP一万美元以上。而截至2011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8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亦为13.7%。由于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4000美元，因此，我们面临的实际难题就是 “未富先老”。这会有很多麻烦，如历史欠账多、养老缺少产业支撑、社会支持体系不足、异地养老成本高昂，等等。所以，很自然地成为代表关注的焦点。
那么，上海的情况如何呢？分析显示，上海人口的老龄化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现了高龄化的态势。本世纪第一个10年，由于以劳动年龄为主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入，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上海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的趋势。但是，上海老年人口中高龄人口 （80岁及以上）比重上升明显。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反映， 2010年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46.97万人，比 “五普”时增加101.21万人，但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比2000年微升0.1个百分点，为15.1%。其中，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233.13万人，占总人口的10.1%，比 “五普”时还要下降1.4个百分点；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为58.78万人，比 “五普”时增长96.7%，占总人口的2.6%，微升0.8个百分点。而真正的挑战还会出现在 “十二五”末期，那个时候高龄化人口规模更大。
上海的高龄化程度在全国是领先的。这当然显示出上海医疗水平的优势，但同时，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口活力和经济活力的降低，并且带来社会保障压力、家庭照料压力和社会公共服务压力的增加，这对于新一轮公共服务和政策设计将是一个发展型的社会挑战。
在上海，中心城区的高龄化课题更加突出。如长宁区常住人口中， 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9.75万人，占总人口的14.12%，比 “五普”时上升了1.38个百分点，高出上海市同类指标比重4个百分点。这对中心城区在心理健康疏导、高龄文化慰藉、专业医疗社工等新型养老资源上的配置提出了新要求，如果不在较短的时间里有所作为，则势必会出现新的社会事业建设短板现象。
有鉴于此，首先，市、区两级政府的年度财政预算宜安排专门额度，除用于老人日间服务中心、老人食堂的用餐供应，以及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等一般老龄化服务外，还可用于高龄人口的专项护理、设备采购、社工培训等特别开支。其次，在制度创新方面应尽快实施“家庭医生制”。今后居家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数量还将持续增长，照料和护理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光靠居委会干部定时上门慰问是不够的，需要专业医护人员巡访的机制保障。第三，根据社区高龄人口的实际生活能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该改进原有的服务方式。如最近长宁区一位98岁老人，忧虑其第一代身份证年底就要到期失效，本人又无力前往第二代身份证照片拍摄点，户籍警闻讯后主动上门服务，类似这样的改进就很有针对性和必要性。此外，确实有必要提倡志愿者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高龄老人除了生活辅助服务外，还有日常的读报、聊天、音乐等户内精神文化需求，这就更加需要志愿活动了。
高龄人口是社区必须重点照顾的对象。无论是居委会还是志愿者，都应该满腔热情、科学服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合理地应对高龄化社会的最新挑战；只有这样，生命的长寿才能彰显社区生活的品质而不是成为社会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