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求爱不成，合肥某中学一名17岁的中学生陶某竟然强行闯入民宅，将汽油泼向16岁的少女周岩，并点起打火机将其烧成重伤，或致终身残疾。此后，伤情鉴定迟迟未做，女孩的医疗费用遭停止支付，嫌犯要求取保候审，几乎将受害人家庭逼上绝路。（本报今日14版报道）
由于行凶的陶汝坤母亲是安徽省合肥市规划局某处处长，父亲就职于安徽省合肥市审计局，陶汝坤被舆论称为“官二代”；同时陶汝坤太过凶残，造成的后果太过恶劣，因此又被称为“最狠官二代”。对此，有评论者认为，不宜给陶汝坤贴上“官二代”的标签，说是把这个案件完全贴上一个“官二代”的标签，有些牵强了，更不利于通过司法途径客观、公正地去解决问题。让案件回归案件，相信法律的最终裁决。那如果需要探讨的话，就是一起青少年教育失败的典型反面教材。
不用说，“官二代”“富二代”是目前社会上的一个贬义词，这里的“二代”们有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特点：一方面，他们靠着父辈的条件，享有社会各方面的特权，拥有社会最大量的财富，处于高人一等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平，依靠父辈的权力和金钱，在社会上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成为危害社会、祸害百信的纨绔或衙内。符合这两条，就属于老百姓眼中的 “官二代”“富二代”了。这里的两个条件都必须具备，而不只是其家庭出身的具体描述。比如，一个官员或富人的子女如果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有所成就，同时其道德和业绩都为社会所公认，人们是不会把他们称为“官二代”“富二代”的。
那么，什么样的官员子女可以称为“官二代”？这里并没有一个规范的标准，只是公众对某个具体人所干具体事之后的感觉。不赞成把陶汝坤贴上“官二代”的标签，理由是因为这就是一件青少年因为恋爱关系发生的伤害案，这当然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所谓“官二代”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用语，法律上只讲犯罪嫌疑人，只讲加害人和受害人，当然不会去管当事人的身份。在法律面前，我们确实不必去区别是否“官二代”。而且，因为恋爱不成而行凶，这种案件哪一个社会都有，哪一种人也可能犯下这个罪，两个农民的孩子也会发生这种案件，与是否官员的孩子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但是，法律面前没有“官二代”，并不等于社会没有，也不等于老百姓眼中没有。可以说，“官二代”是一个解读社会的名词，运用它确实就能解读一些社会现象。我们怎样判断陶汝坤能不能称为“官二代”犯罪？标准就是看他的犯罪与父母的权力有没有某种联系，有没有因果关系。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陶汝坤的犯罪与父母的权力是有关系的。第一，看到自己满意的姑娘就强迫人家嫁给他，这正是强权无法无天的表现，最迟可以追溯到宋朝的高衙内，可见与官是存在关系的；第二，正是由于权力的霸道，才敢于采取凶残的手段，因为他觉得自己父母当官，被关一个星期就能出来，甚至还能让周家人等死。第三，这一切并不是陶汝坤的妄想，事实上，就在案发之后，其父母就发挥了权力作用，以医疗费要挟对方同意取保候审，医疗费难道不应该由陶家全额负担吗？总之，案件发生就是与父母的权力有关，而且现在还在运用权力。
这样看来，说陶汝坤是“官二代”，并不是乱贴标签，而是实事求是、实至名归。至于说，贴了“官二代”的标签就不利于司法公正，这是没有道理的。我的看法正相反，对于利用权力干扰司法公正的，就是要贴上“官二代”的标签，引起全社会的愤怒和关注，提醒公众加强舆论监督，才能防止可能出现的司法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