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老伴突发脑溢血去世，汉中市汉台区的郑大妈想取出老伴在银行的存款治病，但因老伴走得突然，没有留下存折密码，银行要求郑大妈到公证处对此笔遗产进行公证后才能取出；到了公证处后，被告知需要提供死者父母的死亡证明等材料，因老伴的父母死亡较早，其母亲解放前就已死亡，无法取得证明。因此这些存款，郑大妈至今取不出来。（2月13日《西安晚报》）
这真是具有喜剧色彩的一幕。明明存折上写着老伴的名字；明明郑大妈的三个儿子，均表示这笔存款留给母亲看病；明明公公婆婆早已过世，不可能存在继承纠纷，但就是取不出来。而取不出的理由，又是那样的冠冕堂皇于法有据——银行大堂经理说，公证是为了证明遗款的归属权，也是对储户意愿的尊重。公证处则要求家属提供死者的户籍、死亡证明，同时要求提供死者父母的死亡证明。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按照我国继承法，这笔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分别是死者的老伴(郑大妈)及其子女，还有死者的父母。公证处索要死者父母的死亡证明，也是为了防止日后发生纠纷。同时，如果没有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似乎公证词也没法去写。
不否认这样的政策条款，初衷是一片好意，没准还是经验教训的总结汲取呢。但是任何条款，都不可能涵盖现实生活的复杂情形。因此在执行中，就有一个溯本求源的问题。本是本真，源是源头。也就是说，你要弄清法律规定的本意和事件的真实情况，循着这个原则，就能理想地解决矛盾，就能在冰冷的制度面前，加上人性的温度，使死的制度灵活起来。从而达到既有政策的严肃性，又有执行的灵活性。照本宣科，就好比方向盘上挂骨头，狗都会开，而灵活执法，就需要较高的责任和智力了。比如说，公证要求提供死者父母死亡的证明，一般情况下并不难办，但对于一个已经76岁高龄的死者来说，他的父母即便双双在世，也当在百岁以上，这就非常罕见。其次，死者父亲祖籍东北，母亲解放前(1948年)已经过世；父亲随死者支援西北建设来到汉中，77年（84岁）也已亡故，现在再要回东北开具两个老人的死亡证明，理论上也许可行，实际上不大现实。遇到这种具体情况，难道就只能死守条款束手无策了吗？显然不是！
首先，死者生前在汉中工作，从他的同事邻居乃至组织中，完全可以找到相关证明，证明他的家庭结构。根本没必要为了区区4.5万的存款，千里迢迢赶往东北。何况老家已无亲戚，谁又能证明老人的子女身份呢？再者，公证是为了免除继承纠纷，既然死者的老伴以及三个儿子，已经对这笔存款达成一致，就算三个儿子的爷爷奶奶还都建在，也属于多数意见，即6人中4人意见相同。既如此，又能产生多大的分歧纠纷啊？退一步讲，4个人还可以达成一个协议，承诺对于这笔遗产，如果还会有爷爷奶奶出来主张权利，就进行重新分割。然后对这个协议进行公证——我不能证明我没做什么，但我能证明我要做什么——这样，银行不就可以打消顾虑，予以兑取了？
几年前的春节晚会上，小品《开锁》让人忍俊不禁。其中，黄宏扮演的角色要给妻子一个惊喜，但钱却被妻子锁进了箱子，无奈请来开锁公司，但林永健扮演的开锁人员，要求黄提供身份证、房产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可证件也在箱子里面，于是找来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代表“巩汉林”，同样要求出示证件，才愿证明业主身份。于是，林和巩之间，就有了下述对白：
林：你(指巩)不给他证明我怎么给他打开呀？
巩：你(指林)不给他打开，我怎么给他证明呀？
结果当然是往复循环纠缠不清，上述新闻，就有点《开锁》的喜剧元素。而要打开这把心锁，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起码信任，没有人性的周到服务的理念，恐怕也难以找到走出僵局的路径。（雷钟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