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一代，不应成为被甩脱的一代

　　在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稼贤村小学，一名小学生课堂上认真听课。这间教室里的大多数孩子，因为父母在外地打工，改由祖父母“隔代带养”。教室里甚至有个女孩带着未入学的妹妹来上学。稼贤小学的96名学生中约有80%属于此类儿童。据官方统计，凤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中，留守学生超过了一半。一位当地教师说：“他们必须学着自己长大。”

　　20多年前，本报记者解海龙拍摄的那张《我要上学》的照片，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照片中小女孩那双充满求知渴望的大眼睛，成了反映那个时代“失学儿童”的沉重符号，后来成为“希望工程”的象征。

　　2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大眼睛已经成为都市女白领，失学也几乎成为历史。可当我们走过乡村的教室，依然会看到无数双这样的“大眼睛”。时过境迁，人们能读懂他们与20年前完全不同的忧伤——对亲情的渴望，对孤独的恐惧，因为缺乏父母的关怀而产生的对“被留守”的失落感和焦虑感。忧伤的大眼睛中，充满困惑与茫然。

　　在与留守儿童相关的新闻中，有太多让人无法承受的伤痛：2011年全国发生数十起重大校车事故，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外出打工人群密集的县乡，而受害者多为留守儿童；安徽太湖一名12岁的少年在祠堂边自缢身亡，留下遗书称想念外出打工的父母，自缢前曾深情地吻别陪伴自己的爷爷。这些碎片化的悲剧，只是中国5800万留守儿童的一个侧面。

　　留守一代，不应成为被甩脱的一代。

　　父母为孩子外出打工，可孩子却因他们外出而成为问题

　　中国的问题，最牵动人心的总在这个国家最柔弱、最贫瘠的地方——农村；而农村中最柔弱、最牵挂人心的地方，当下无疑集中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因为孩子是我们最脆弱的神经，因为农村的所有问题，最终都会折射到孩子身上：因为贫困而失学；因为不平等，他们身上被打上了一个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标签：留守儿童。

　　人们可以容忍贫穷，但无法容忍失去脱贫的希望，让贫穷在代际间传递——乡村那些可敬的父辈，本想通过自己在城市的打工奋斗，尽可能给自己的后代创造一个好的学习成长环境，让他们可以不必重复自己这代人的命运。可当他们在城市劳累一年回家后却心碎地发现：他们打工所获得的，远远无法弥补他们的离开给留守在家的孩子带来的伤害。他们的痛心在于：他们为了解决孩子的问题而外出打工，可孩子却因为他们的外出而成为问题。

　　这不是一两个农村家庭的问题，而是中国农村在这个改革时代的体制性缩影。留守儿童的问题，远比舆论看到和想象的更加严重，因为留守孩子的心灵创伤我们是看不到的。可仅仅看得见的那种伤害，就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去年中秋节，有媒体曾寻访过广西一个叫温江的小村，这个人数不到3000人的村子，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而在出去打工的青壮年里却有100多人因抢劫而被抓。你能听到村里人这样介绍：这是阿显家，这是阿山家，他们都在服刑，一个死缓，另一个被判15年。

　　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因留守而缺少关爱、缺少教育。可怕的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被留守的他们带着问题出去了，留下了“没有二十岁”的乡村，他们留下的孩子又重复着他们的故事。循环的不仅是贫穷，更有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一些孩子沉沦的命运。

　　客观地说，留守，还是比较中性的说法。很多时候，“被留守”实际就是“被甩脱”。不是父母甩下了他们，而是这个时代轰隆隆的列车正在无情地甩下农村，农村为了追赶上发展的步伐，又无奈地在甩下了他们的孩子。农村孩子“被留守”的个人命运，其实正是农村被甩脱的时代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