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检测实名制 艰难的权利摆平
导读：《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审查稿）》日前经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有望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除了艾滋病人滋事要承担法律责任之外，草案审查稿明确，今后艾滋病检测将采用实名制，艾滋病感染者有义务将病情告知伴侣（2月6日《法制日报》）。
正方
郭松民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对艾滋病人的隐私保护，我国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作了过于严格的保护。《艾滋病防治条例》甚至明确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这样的规定虽然充满善意，但客观上使得感染者周围的人，尤其是他（她）的配偶或性伴侣，处于一种无法保护自己的状态中，艾滋病人反而占据了某种道德高地，个别人甚至动辄以受害者的面目要挟社会。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往往最容易让人恐慌。这些年来有关艾滋病的各类真真假假的信息屡屡造成社会扰动，应该说与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分布状况若明若暗有关。
过度保护艾滋病人的隐私，最大的危害在于客观上会导致艾滋病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迅速蔓延。在我国，目前普遍推行的是艾滋病患者匿名就诊制，其所造成的安全隐患是，大多数接受艾滋病检测的人在检测时使用假名字，有的患者在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后立即蒸发，这不仅影响到疫情的准确统计，也使得他们的配偶、性伴侣等根本不可能保护自己，形成了一种关爱艾滋病感染者，却不关爱正常人的奇特格局。2009年有报道披露，深圳的一名男性感染者，通过上网、去酒吧、找小姐等方式，传染了100多名女性，而且均记录了她们的手机号码。
据统计，中国自1985年报告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疫情逐渐扩散蔓延，现已波及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以沿海及大城市为主。发病死亡高峰已经出现。艾滋病传播途径日趋多样化，经性传播逐年上升，逐步成为主要传播途径，这显然和艾滋病感染者的隐私受到过度保护有关。
目前，虽然全世界付出巨大人力和财力进行研究，但至今尚未研制出根治艾滋病的特效药物，也没有可用于预防的有效疫苗，艾滋病有着高传染性、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的特征。防止对艾滋病感染者歧视，主要依靠普及艾滋病知识，而不能靠向感染者周围的人隐瞒真实情况，这是我们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所陷入的一个误区。
保护和关爱艾滋病感染者，同时不要使健康人处于一种无法保护自己的不设防状态，这两者之间应该求得一定的平衡。其实在我看来，保护健康人不被传染甚至更加重要。广西在这个方面带了一个好头。但很显然，解决这个问题，单靠广西一省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改变过度保护艾滋病感染者隐私的做法。因此，借鉴广西的经验，修改《艾滋病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不宜久拖。限制隐私权要兼顾防艾现实
反方
杨涛
广西的《草案》是努力在实现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与其他人的知情权之间实现平衡。但是，我对能否达到这种平衡表示怀疑；更重要的是，可能这两者的权利没有达到平衡，却对于防范和治疗艾滋病带来重大的弊端，产生更严重的问题。
众所周知，要让高危人群自愿检测艾滋病，并在检测后接受治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证他们的隐私，能让他们放心去检测和接受治疗。实行实名制和告诉相关人信息的制度，可能让大部分本来可能纳入检测和治疗的人不再自愿去检测。
有资料表明，自2011年7月北京医疗机构要求检测者出示身份证之后，前来检测的人数直线下降。如果实行实名制和告之制度，恐怕更多的艾滋病患者得不到发现和治疗，而且，由于他们没有得到治疗，给其他人带来的传染危险更大，这又如何去实现艾滋病患者与其他人的权利平衡呢？
况且，如果没有实行实名制和告之制度，虽然可能造成一定的弊端，但并非完全无法保障相对人的权利。例如，刑法早就规定了“传播性病罪”，故意传染艾滋病的人是要构成犯罪的，这一罪名虽然是事后惩罚，但对于故意传播艾滋病的人还是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关键是法律要规定，疾控部门在检测出艾滋病患者时，有义务告诉他们有关防范措施和故意传播的法律责任，让他们谨慎从事。
所以，我对于广西的《草案》拟实行实名制和告诉相关人信息的制度，存在一定的忧虑，我们在限制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恐怕更多要考虑和照顾到我们当前的防艾现实，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艾滋病患者普遍受到歧视，导致许多人根本不愿意去检测和接受治疗，“在中国78万名感染者中，将近三分之二对自身的感染情况尚不知情”，以致防艾形势十分严峻，如果我们进一步限制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那么，防艾形势将更加严峻。所以，希望有关部门还得再谨慎地考虑相关制度的制订。当然，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文明更进一步，艾滋病患者受到歧视状况有重大改观，我们也许可以实施上述权利平衡制度。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2006年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人的信息，包括其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等。《艾滋病防治条例》是行政法规，而《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是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内容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广西拟实施的这两个制度与行政法规相违背，其合法性也存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