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是春节长假后上班的第三天，记者在陕西省大荔县有关部门采访时看到，在正常上班时间，县政务大厅竟变成一座“空城”，三个便民窗口只留一人值班。而大荔县土地局只有三个办公室有人值班，其他办公室都是大门紧锁（2月1日《三秦都市报》）。
盘点一下近期新闻，不难发现这种现象已成普遍。在云南省泸西县，大年初七各单位放完“开门炮”，却不见正式上班的迹象。泸西县政府机关值班人员称，正月十五以后才收假。广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上班第一天该局门口保安的说法是“过了正月十五才会正式上班。”
政府机关“超时放假”已成顽疾，且久治不愈。尽管近年来，不少媒体刊发报道，点名批评一些事例。甚至有人为此受到了相应处罚，但局面未见有根本好转，且有愈加严重之势，个中原由就值得追问。
按理说，公务员法和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等法律法规对纪律有严格规定，明确了相应处罚条款，从中央到各级部门也是三令五申，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却置若罔闻。从根本上讲，还是违规后果风险太小，法不责众的心态所致。在已曝光的事例中，大多是以检讨或道歉了事，很少有人因此受到责任层面的处罚，自然也就无以为惧。
实际上，这种“过年心态”还有一种“随大流”的趋势：一方面，从政策的制定者到执行者，都将其视为习以为常的规则，并纷纷仿效和跟风，以至于将曝光的理由归于“运气不好”，很少进行实质性的反思；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刚性的处罚措施以及运动式治理的有限作用，“超时放假”已经形成一种心理惯性，不但得到了机关内部的认同，也倒逼成了一种社会习惯。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些机关以“过年”为借口，放任自流，助长了这种节日病，由个体变成了集体性的问题。而一直以来，一些机关公务员平时上班无所事事，诸如上班聊天、打游戏、炒股等作风顽疾得不到根治，跟这种“过大年”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甚至是这种作风的延续。
虽然近年来，各地为改变机关作风问题，开展了形形色色的效能建设、作风整顿和创先争优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仍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这种治理只是为治理而治理，为整顿而整顿，没有建立有效执行的长效机制，并导致了放假心态的日常化。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坚持从严管理，严格问责，只有将治理手段回归到刚性的制度之路，才会消除“从众心态”，政策执行层面的阳奉阴违才会越来越少，并最终实现根本性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