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近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
刘志伟综合当事人陈述和法庭调查讲述了“彭宇案”。2006年11月20日，彭宇与徐寿兰在公交车站上下车时不经意间发生相撞，徐寿兰倒地摔伤。双方因赔偿问题诉至南京鼓楼区法院，由于事发当日接处警对彭宇的询问笔录这一关键证据不慎丢失，法院的一审判决缺乏说服力。2007年10月，南京中院找到相撞的新证据，双方达成庭前和解协议。据《瞭望》报道称，彭宇最近也表示，当时徐寿兰确实与其发生了碰撞。
这是关于“彭宇案”的一些新情况，在当时并不为公众所知。这些新情况的出现，的确可能使人们对“彭宇案”的看法发生某种变化，更重要的是，曾受到广泛关注的“彭宇案”的事实本身，也出现了动摇。个中教训无疑是深刻的，应当引起反思。
事实是一切判断的基础，司法审判尤其要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彭宇案”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既然主要证据遗失，就要尽力寻找新的有力证据，否则就不能判定相撞为法律事实，并以此判定彭宇有赔偿责任。法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来断定彭宇不是做好事，难免引起公众的普遍质疑与批评。
令人不解的是，“彭宇案”审理之时，当地为何没有及时出面明确地澄清事实，而是进行事后的“补充”？这折射出一些地方社会信息管理方式的机械，不少地方仍然习惯于保持神秘和威严，不愿意向公众、媒体公开透明，甚至在某些时候，为了所谓的顾全大局而不惜牺牲、掩盖甚至偏离事实真相。
事实是新闻的生命，媒体的职责就是探寻真相。对报道“彭宇案”的新闻媒体来说，当时采访是不是到位，有没有穷尽一切可能找到事情真相？接处警对彭宇进行询问，是常规的查案程序，询问笔录这一关键证据出现缺失，当时有无媒体发现并提出这一问题？媒体的报道必须基于可信的事实，当证据链不完整导致事实残缺时，媒体如何报道才是适当的，这些都值得媒体自身反思。
社会对具体案件的评判，同样要建基于事实。一种社会心态值得警惕，即对于公共事件，道德判断先于事实判断，有时候首先不是去分辨事实，不是从事实出发建立观点、发表意见，而是通过先行的观念或取向，去构造或利用事实。
当今中国，普遍的信任缺失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而扑朔迷离的事实往往会放大和加剧这种不信任。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面对模糊不清的事实，人们不知如何寻求真相，既缺乏探究事实的求真精神，也缺乏探究事实真相的机制和手段。
事实是一切判断的起点，公共生活必须遵循的原则，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既要树立求真意识，也要积极建立探求事实真相的社会机制。
